"10月，关于“米其林”的讨论格外热闹，焦点集中在两件事上：
10月9日，米其林发布了全新的酒店版指南——“星钥酒店”，全球近100个目的地的2457家酒店获此标识，其中有64家中国酒店入选榜单。
10月14日，《The 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报）》在一篇独家报道中披露：Tourism Australia（澳大利亚旅游局）已正式拒绝与米其林指南在当地推出评级体系的合作提议。
当米其林不断拓宽榜单边界并涌入新的地区时，澳大利亚成为拒绝这份“星级邀请函”的第一人。
由此不禁让人好奇：米其林指南进入一个地区，其背后究竟遵循怎样的运作机制？授予餐厅闪亮称号，本应被视为荣誉，为何会遭拒绝？公开拒绝的背后，是否折射出市场与消费者观念的悄然转变？而在无数榜单竞相涌现的今天，究竟是谁，在定义这场游戏的规则？
米其林的账单与澳洲的算盘
2025年10月14日，《The Daily Telegraph》披露，澳大利亚旅游局拒绝了米其林指南提出的合作计划，即共同在澳大利亚推出地区版美食指南。
根据报道，米其林于2024年6月向澳大利亚提出合作方案，希望澳方投入约400万澳元（约186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之后每年缴纳约7.5万澳元（约35万元人民币）年费，用于支付米其林指南的相关费用及当地员工薪资。该合作旨在将澳大利亚高端餐厅纳入米其林星级评价体系，借此提升澳大利亚“美食旅游”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澳大利亚旅游局拒绝了这一提议，表示澳大利亚已具备足够的餐饮推广渠道，并强调公共预算应优先用于更基础、更普惠的旅游发展项目，而非投入巨额资金引入外部评级体系。
换言之，政府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支持广泛的游客体验与本地餐饮发展，而非由外部机构来定义“何谓美味”。
此决定引发了澳大利亚餐饮界的广泛讨论。多位知名厨师、餐厅经营者及当地留学生通过媒体表达了惋惜，认为引入米其林评级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美食在国际餐饮版图中的地位。社交平台上，“澳大利亚为什么没有米其林”也成为热议话题，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澳大利亚的厨师帽体系分为两个，由颇具影响力的美食评价机构Australian Good Food Guide和The Good Food Guide发布。两个机构从食材、味道、呈现方式、技巧、性价比、烹饪水准的一致性六个方面予以严苛的评判，以厨师帽的多少来评定餐厅级别，数量越多则代表该餐厅等级越高。
在很多人眼中，米其林被视为“上层社会”的代名词，象征着绝对优质与高昂消费。也有不少人误以为，米其林评审是一个完全独立、神秘的过程——评审员可以匿名前往任何城市，用餐后直接评定星级。
实际上，米其林指南进入某一地区并非单方面行为，而往往通过与当地旅游局签订合作协议来实现。例如，米其林将于2025年推出《MICHELIN Guide Austria》，明确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及八个地区旅游协会合作，共同推广当地旅游业。
且此类合作并非免费：泰国与米其林的第一个五年合作预算约为340万至440万美元，2022年续签的第二轮合作总投入约410万美元；韩国KTO（政府管理的旅游组织）在2015年前支付约148万美元，2016至2019年间每年支付约33万美元。
上图为米其林指南官方发布的，宣布与奥地利地区合作的消息界面。
除此之外，米其林的评审体系以严苛著称，其五大标准包括：食材品质、烹饪技巧、风味融合、主厨个性以及出品稳定性。符合标准的餐厅可能获评1至3颗星，此外还有另一套体系评价餐厅舒适度。
尽管与政府合作，米其林坚称其评审过程完全独立，不受合作方影响。评审员均为全职，毕业于知名酒店管理学院，以匿名方式反复探访餐厅，像普通顾客一样付费用餐，以确保评价的客观与一致性。
然而，由于评审过程不公开，外界对其标准常有质疑。一些本地受欢迎的餐厅未能入选，而部分米其林星级餐厅亦受到食客差评。餐饮界甚至流传有餐厅在评审期间试图识别“神秘顾客”并特殊招待的做法。也有观点认为，米其林代表的是一种精英化标准，甚至是一种“表演”。口味的主观性更导致不少人对其真实性与权威性产生争议。
星级荣誉在带来声望的同时，也为餐厅带来压力。部分餐厅因难以承担高昂的维持成本而主动归还星级，还有一些餐厅则明确拒绝参与评审，认为米其林的标准会限制其烹饪自由。例如，台北的“鍋氣”与“磯勢”两家餐厅曾发函米其林总部要求不参与评鉴，在未获回应后提起诉讼（后被驳回）；法国厨师Marc Veyrat甚至张贴告示禁止评审员进入。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此次拒绝米其林的合作，并非轻率决定，而是基于对本土旅游与餐饮发展路径的深入考量。
米其林的星级“语言”
在全球餐饮产业链里，米其林指南的星级是一种“语言”，它象征着国际认可、媒体曝光和游客信任。获得星级的餐厅可能预约爆满、客单价飙升，甚至带动整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对许多餐厅和厨师来说，这是一张通向世界舞台的门票。
在泰国普吉岛，自由导游 Piyarat June Na-Songkha 观察到米其林对游客的显著影响，她说：“现在我们最畅销的旅游路线就是‘跟随米其林指南’，尽管泰国本土的‘Bell 牌指南’很受当地人欢迎，但外国游客更认米其林。”
谈及餐饮似乎人人都拥有话语权，但即便并非人人都了解米其林的评审机制，其名声已为挂名餐厅带来天然的信赖。
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复杂角色：日本东京拥有全球数量领先的米其林餐厅，厨师们视入选为荣誉，也让日本料理的细腻严谨成为全球符号；而韩国首尔政府曾主动出资引入米其林，希望借此将“韩食”推向国际。
上图分别为日本米其林三星餐厅Sushi-roku 鮨ろく以及韩国首尔米其林三星餐厅Mingles
这份跨越文化的天然信任，源自米其林独特的历史。
1889年，出身法国的米其林兄弟创立轮胎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可拆卸修理的轮胎和充气轮胎，使得米其林名声大噪。但在当时，极少有家庭会进行驾车旅行，这大大影响了其轮胎生意。米其林兄弟为了鼓励更多人驾车上路，着手制作了一本小册子，纳入酒店、餐厅、加油站等一切便利旅行的内容，同时超前地拒绝刊登广告——这便是最初的米其林指南。
后来，鉴于指南中的餐厅影响力越来越大，米其林兄弟便招募了一支神秘的评审团，以匿名方式光顾餐厅，然后给予评价。
1926年，米其林指南开始给精致的高级餐馆颁授星星，从最初的一颗星开始，到五年之后设立零、一、二及三星架构。一开始，这本指南只在法国发售，后来渐渐地扩展了美洲、欧洲版图，被收录在《米其林指南》里的餐馆，也被人们称作米其林餐厅。
100年前的米其林指南
由于早期便面向买得起车的上层人士，米其林餐厅逐渐与“昂贵”“精致”绑定。如今，米其林一星餐厅人均消费约500元人民币，二星餐厅在3000～5000元，三星则常超过5000元甚至上万元，成为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消费。
尽管米其林声称其标准“只关注盘中食物，不考量装潢与服务”，但几乎所有星级餐厅都具备高标准的服务流程与完整正餐体验。这不禁令人怀疑：评审是否真的如其所言，仅聚焦于食物？
进入中国后，围绕“米其林指南”产生的争议和矛盾也多了起来。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先后引入指南，希望借助“星”来打开国际市场，然而社交平台上却不断出现对其标准的质疑。
有人觉得，米其林的“正统感”与中国饮食的“人情味”与“烟火气”并不兼容；也有许多帖子评价米其林餐厅不好吃、不合口味、像在演戏；有人说：“大部分米其林餐厅都只有几个套餐可以选，不能单点，选好后就像流水线一样上菜”；有餐饮业内人士指出：“被选上的餐厅并非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味道，而是最接近国际评审口味的那一类。”
小红书上关于米其林餐厅口味的讨论帖
这也说明，米其林指南的筛选逻辑，并不总能完整反映一个城市的餐饮风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餐饮文化并非五个标准那般容易概括，说到底，它选出的只是更符合它口味的、出品稳定的餐厅。但星级带来的影响力可能使那些未上榜但更丰富的餐饮风格被忽视、被遗忘，最终代价或许会变成“只知道米其林指南”。
在这种大环境中，澳大利亚的拒绝显得格外坦然。这一选择背后，是对本土餐饮生态的温和保护，让小酒馆、创意融合餐厅、农场直供店、海边咖啡馆都有机会定义澳洲的美食图景，而不至于被一套外部标准过滤或遮蔽。
排名：我们都在玩的“社会游戏”？
在全球化语境下，米其林指南这类权威榜单，凭借其百年积淀的声望和成熟的商业运作，已然构建了一套强大的话语体系。它不仅仅提供推荐，更在输出一种关于“何为优秀”的判断标准。进入这个体系，意味着获得国际性的媒体曝光、游客信任与资本青睐，这是一种高效的价值“贴现”通道。
这些国际榜单虽声称标准通用，却在细节中流露出特定的文化偏好与价值倾向。例如，米其林强调“盘中食物的纯粹”，却往往青睐那些服务流程完整、空间设计考究的“高级餐厅”；“全球50佳餐厅”注重创新与影响力，却也常常反映出西方餐饮审美的主导地位；也有些榜单列出时并非为了公平客观，而是为了在客观的“语境”下，将新纳入的资源推进大众视野。
正如Péter Érdi 在其书籍《Ranking: The Unwritten Rules of the Social Game We All Play》中所说，当榜单的标准不止一个，而各个标准的权重又可以人为调整时，便出现了操作的空间，这一隐形的权利被制定标准的人牢牢握在手中，所谓的“客观”便这样被塑造起来。
2019年出版的书籍《排名：我们都在玩的社会游戏的潜规则》
那么，我们是否又真的希望榜单绝对公平？
从选择学校、餐厅，到浏览网页推荐，这样排着先后名次的、无形或有形的榜单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自己内心也会无意识地对周围的东西做出评级。这背后是人类天生喜欢竞争与比较的心理。
Péter Érdi 在书籍中表示，我们总是想知道谁最强、最好、最聪明，也私心希望自己或自己看好的东西比别人高上一头，摘得桂冠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声望蜂拥而至。哪怕没有那样多的资源和声望，被认可也会带来相应的心理满足。因此，我们未必希望排名完全公平，因为如果自己能获得高于实际水平的排名，就能攫取更多资源。
那些制定榜单体系的人也深谙此道。他们通过推荐、评分、榜单等形式，不断强化我们对“被认证”价值的依赖，然而，这种依赖无形中缩窄了我们选择时的视野，让我们懒于进行真实的体验与感知，习惯于在“被筛选”的范围内做出决定。
澳大利亚的选择或许并非出于对这种隐性规则的洞察，而更多的出于对公共预算的仔细考量。但作为全球旅游大国中的第一例，它的“拒绝”，也犹如一次冷静的“价值重估”，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任何榜单都并非纯粹的文化公器，其背后是清晰的商业模式与特定的文化视角。米其林所定义的“卓越”，是全球中产阶层审美趋同下的一个精致切片，它高效，却未必包容。当一种标准被过度赋能，它所不及的市井烟火、本土创新与未被定价的文化价值，便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背后是一场关于“定义权”的无声竞争。我们依赖榜单，本质上是将选择的复杂成本——时间、试错、信息筛选——外包给一个我们信任的“算法”。但当我们习惯于在预设的选项里做选择时，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定义自身生活体验的权利？榜单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便捷秩序，而澳大利亚的选择则提醒了我们秩序的代价。或许，在一个榜单泛滥的时代，最珍贵的并非追随权威的判断，而是保持选择的自觉：在参考标准的同时，不放弃对真实的亲身探索；在理解规则之后，依然保有对规则之外广阔天地的热情。
最好的味道，或许从不臣服于任何单一的评分表，它永远等待着在下一个转角，与独立的灵魂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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