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4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思想图景中，阿伦特无疑是最具原创性、也最具争议的身影之一。她以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身份，跨越了哲学、历史与社会批判的边界，为我们理解“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思想资源。
在她纷繁的遗产中，没有哪个概念能像“平庸之恶”（thebanality ofevil，也译为“恶的平庸性”或“恶的浮浅性”）那样，引发如此激烈而持久的回响。这个概念如同一根思想的利刺，深深扎进了现代文明的肌体。
在阿伦特逝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似乎正以新的形式验证着她的忧思时，重新审视“平庸之恶”的提出、它所激起的误解与论战，及其在后世的发展，并探寻其对于当今时代的独特意义，不仅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最好纪念，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责任。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之恶”初探
1961年，耶路撒冷法庭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公审现场，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记者身份坐在旁听席。艾希曼是纳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公众的想象中，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组织者，必然是一副恶魔的形象，一个天生的虐待狂。
然而，阿伦特在审判席上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个人。法庭上的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畸形”。他“令人恐惧地、可笑地正常”，全然不像一手策划屠杀的刽子手。他不是伊阿古（莎翁笔下的恶棍），也不是理查三世（莎翁笔下的暴君）。
他声称自己“毕生践行康德的道德律令”，所有行为都出于对“责任”的理解。他反复强调自己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所作所为无非奉命行事。作为公民，他坚称遵守当时国家法律的许可；作为军人，他只是服从上级命令。这样一副令人错愕的“平庸”官僚的面孔，与其肩负的滔天罪行形成了刺目的反差。
正是在这种反差中，阿伦特提出了划时代的判断——“平庸之恶”。艾希曼的“恶”，不在于其动机的深不可测或意图的极端残忍，而在于其“思想的无能”（inability to think）。
他并非愚蠢，而是彻底放弃了思考。艾希曼用一套陈腐的官僚术语和对“元首意志”的盲目服从，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隔绝现实的“茧房”。他放弃了作为“人”的根本责任——判断是非，转而成为一个庞大官僚机器上“称职”的齿轮。他的良知被扭曲为“服从命令”，他的罪行被稀释为“履行职责”。正是这种“无思”（thoughtlessness），使得一个平平无奇、甚至乏味庸常的人，沦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罪行的执行者。
这种恶是“平庸的”，因为它不具有“恶魔”的深度；但它同时又是“极端的”，因为它在现代科层体制的加持下，能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这正是“平庸之恶”的核心悖论：规模空前的罪行，却由动机肤浅的个人所共同犯下。
风暴与误解：“阿伦特争议”的实质
阿伦特将她对艾希曼审判的观察与思考结集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一书。该书一经出版，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阿伦特几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当时的批评者猛烈抨击阿伦特，认为她竟把艾希曼描述成一个“无名小卒”、漠然执行命令的官僚齿轮，而非“大屠杀的主谋之一”。有人指责阿伦特对犹太人缺乏同情心，认为她在为纳粹暴行开脱罪责；甚至有人误读她的观点，认为她是在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仿佛普通人难免沦为恶徒。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美]汉娜·阿伦特|著
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
这些对“平庸之恶”的误解在几十年间层出不穷，长期的争论使“平庸之恶”这句本意深刻的短语一度声名大噪却含义模糊，几乎沦为一个任人解读的陈词滥调。尽管如此，这场关于恶之本质的讨论本身就印证了阿伦特思考的必要：如果不直面她提出的问题，人类将难以厘清极权时代的道德困境。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阿伦特并未将“平庸之恶”上升为关于恶的普适理论。她从未主张所有的恶都是平庸的，她只是如实描述了自己在法庭上观察到的事实。艾希曼所犯下的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这一点阿伦特从未有意淡化。相反，她强调，正因为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行，需要全新的法律与道德视角去加以审判。
阿伦特笔下的“平庸”指的是作恶者的人性特征，而非其所作所为的性质。换言之，“平庸之恶”描述的是艾希曼这个人的平庸、麻木与思想浅薄，并不否认他所实施的大屠杀仍是恶魔般的暴行。
事实上，阿伦特始终反对那种将艾希曼简单归为“官僚机器上的齿轮”的论调。在她看来，即便艾希曼自辩只是奉命行事，也不能减轻其罪责。阿伦特明确支持以色列法庭对艾希曼判处的极刑，这足以证明她并未替他开脱丝毫罪过。因此，指责阿伦特“为纳粹辩护”或者“轻描淡写大屠杀”，实属对她思想的曲解。
进一步地，阿伦特恰恰是在以一种更根本的方式给艾希曼定罪。如果艾希曼是一个魔鬼，我们便很容易与他划清界限；但如果他是一个放弃了思考的“普通人”，那么这就揭示了一种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可能性。阿伦特不是在原谅艾希曼，她是在“指控”那种使艾希曼成为可能的、现代人的“思想怠惰”。“恶是平庸的，因为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只要顺从权威、停止思想，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艾希曼。
阿伦特的书中引发争议的还有她尖锐地分析了部分犹太领袖在纳粹机器中扮演的合作角色。这深深刺痛了犹太社群的感情。她的好友、犹太学者格尔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在著名的通信中指责她缺乏“对以色列人民的爱”。阿伦特的回复同样著名：“你说得对，我没有这样的爱。我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集体。”最终两人因此公开决裂。
阿伦特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杨-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指出，两人其实各自代表着战后犹太思想中两种合法但冲突的路径——一种以共同体为中心，强调团结与记忆；另一种以行动与判断为核心，强调责任与批判。这场论战揭示了阿伦特思想中那种“局外人”的、近乎冷峻的决绝。她坚持认为，政治与道德判断必须超越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在她看来，拒绝思考和拒绝判断都是对“人”的尊严的背弃。这种“不合时宜”的坚持，使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如何反抗“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概念带来的巨大争议，迫使阿伦特在她晚年的著述中不断澄清：当传统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全面崩溃时，个体如何还能辨别是非？
1. “思考”作为制动器
阿伦特强调，艾希曼的根本缺陷是“无思”。她所说的“思考”并非哲学家的玄思，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与自我的对话。这种对话未必能带来“真理”或建立新的道德准则，但它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净化”和“制动”功能。
正如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阐述的，一个持续“思考”的人，是在不断地审视自己。当他面临作恶的诱惑或命令时，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还能不能和‘我自己’继续和平共处？”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无法忍受与一个“杀人犯”或“撒谎者”的自我共度余生。艾希曼的致命缺陷，就是他从未与那个叫艾希曼的杀人犯进行过一次真正的对话。
2. “判断力”作为政治能力
如果说“思考”是与自我的对话，那么“判断力”就是阿伦特晚年试图构建的、连接内心世界与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借用了康德的“判断力”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在“没有普遍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对“特殊事务”进行裁决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一种“扩大的心智”，即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和感受，从而使自己的判断具有“代表性”和“公共性”。
阿伦特指出，当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都屈服或迎合纳粹时，那些为数不多的、拒绝合作的“局外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持有更优越的道德体系，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自己判断”。他们不依赖于现成的规则（因为规则已经失效），而是直面每一个“特殊”的处境，并叩问内心：“我‘不能’这样做。”
3. “个人责任”的无可逃避
“责任”是驱动我们去思考和判断的根本动力，也是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一书中着重澄清的概念。阿伦特反对那种“体制之恶”的观点——即认为在极权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体无需负责。她区分了“罪责”（guilt）和“责任”（responsibility）。“罪责”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必须由“个人”承担；而“责任”则是政治性的，只要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就必须为这个共同体所犯下的错误承担政治责任。
阿伦特强调，即使在极权体制中，每个人仍保有判断力，因此不能以“我是齿轮”来免责。她强调，艾希曼之所以“有罪”，不是因为他“服从命令”，而是因为他在一个“命令即是犯罪”的体制中，选择了“放弃思考”的“服从”。在那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行使他作为“人”的最后能力——思考与判断——因此他必须承担全部的个人罪责。
阿伦特走后的50年：修正与发展
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在纽约写作《心灵生活》第三卷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她在世期间和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平庸之恶”概念获得了惊人的生命力，也经历了不断的修正和发展。
两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似乎为她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米尔格拉姆实验：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发现，在特定条件下，普通人仅仅因为权威的指示，就可能对无辜者施加剧烈痛苦——许多人在研究者的命令下持续提高对他人的电击强度，即使他们可能听到对方的惨叫。
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通过实验表明，一旦被置于“看守”与“囚犯”的特定角色和情境中，普通大学生会在极短时间内“入戏”，表现出严重的虐待行为或病态的服从。
这两个实验似乎都指向了阿伦特的结论：作恶并不一定需要“坏人”，只需要一个强大的“情境”或“体制”，再加上个体的“服从”与“角色认同”。
波兰思想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阿伦特的洞察推向了新的高度。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产物。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齐格蒙·鲍曼|著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1月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理性化、官僚制、技术至上、道德的中立化、劳动分工——共同造就了大屠杀。艾希曼就是这种现代官僚理性的化身。在精细的分工下，没有人觉得自己“杀死”了谁：艾希曼只负责“运输”，工程师只负责“毒气室效率”，铁路官僚只负责“时刻表”。道德责任被技术理性稀释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直至到达一个“道德消失点”。
随着新史料的挖掘，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挑战阿伦特的“事实基础”。德国学者贝蒂娜·施坦内特（Bettina Stangneth）和美国学者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E.Lipstadt）分别研究发现，艾希曼是一个狂热、主动且精明的反犹主义者，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平庸”和“服从”，只是一种博取同情的“生存策略”。
不少评论者据此批评阿伦特当年的判断过于单纯。一些学者指出，阿伦特可能受制于自身哲学偏见（例如海德格尔式的思维方式），以致过于强调思想的作用，忽略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狂热力量。用“平庸”或“无思”来概括艾希曼，其实误读了艾希曼的真实面目，也缩减了我们理解和应对恶的理论框架。“平庸之恶”是否会掩盖了恶的深层根源？这一质疑在理论层面引发了持续讨论。
当代镜鉴：“平庸之恶”的远与近
综观半个世纪的论战，“平庸之恶”所激起的是一场关于责任伦理的深刻辩论。它提醒我们恶可能以平凡面目出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滑入罪恶的泥潭；它也警示人们不可过于平凡化邪恶，不能以官僚体制的逻辑为借口，抹去那些深层的仇恨和偏执所造成的灾难。
质疑和赞同之声的此起彼伏，正体现出“平庸之恶”概念的生命力。这个概念的真正价值，已经脱离了艾希曼的个案。它描述的是一种“现代病”：在庞大的体制、抽象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理性面前，个体放弃思考、让渡判断力的普遍倾向。50年过去了，“平庸之恶”依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警钟。
一方面，“平庸之恶”的概念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极权统治下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个体的“无思”与制度的邪恶可能纠缠在一起，共同导致惨绝人寰的后果。她让我们认识到，恶可以以平凡的面目出现，善良的人若缺乏思考和判断，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帮凶。
阿伦特提醒我们，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道德，最终是个体的责任。体制无法免除我们“思考”和“判断”的义务。她并非号召人们去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反抗，她甚至不相信“良知”是可靠的（因为良知也可能被体制扭曲，如艾希曼的“良知”就是服从）。她呼唤的是“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植根于“思考”（与自我对话），并实践于“行动”（在公共中言说）。
另一方面，“平庸之恶”的概念在当代世界仍具有令人不安的现实相关性。极权政权本身也许会垮台，但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可能长期残存，人们对于事实与虚构、正义与邪恶的麻木与混淆，依然是对自由与人性极大的威胁。
当今世界，每逢出现大规模暴行，这一概念都会被再次提起，提醒我们警惕平凡人身上的反常恶行。它要求我们反思：在一个高度科层化的体系里，个人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良知与责任？唯有当更多普通人勇于发问“若我参与了这样的事情，我是否能与自己共处？”社会才能培育出对“平庸之恶”的抵抗力。
在回顾阿伦特离开我们的半个世纪时，我们愈发意识到：平庸并非无害，放弃思考才是恶之温床。“平庸之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远在天边”的纳粹魔王，而是“近在眼前”的、放弃思考的我们自己。半个世纪以来，从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器，到卢旺达的砍刀，再到信息时代算法的“中立之恶”，这个幽灵从未远去。今天，抵御“平庸之恶”的战场，不在奥斯维辛，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智之中。
50年后的今天，世界早已沧海桑田，但阿伦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历久弥新。当今社会依然面临着极权诱惑、技术迷思、冷漠危机，但也同样拥有前所未有的思想资源和觉醒力量。每一个愿意独立思考的人，都是阿伦特精神的传人；每一种拒绝平庸的勇气，都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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