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经典叙事中，市场常被描绘得近乎完美，人们无需操心稀缺资源的分配，因为“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状态。然而，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最好的大学未必有最贵的学费，公立学校的入学机会不能像商品一样拍卖，金钱同样无法简单等同于健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认为，这样依赖买卖双方匹配的市场更容易出现失灵，市场需要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才能保证高效与公平。在《匹配：谁能得到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书中，罗斯总结了市场设计的四个关键条件：市场有足够的厚度、能够克服拥堵、让人们敢于说出真话以及避免提前解体。
本书的译者叶晓阳认为，罗斯的公共写作对中国读者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名教育经济学学者，叶晓阳长期在全国各地做高考志愿的讲座，他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和家长认为读大学没有用，因为“毕业就有好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依据匹配理论，在文凭不直接对应好工作的情况下，以高考志愿为代表的匹配反而更加重要，只有找到匹配自己兴趣和能力的专业领域，才有机会享受市场的回报。
在教育经济学中，高考成绩被称为教育生产函数，学习则是生产分数的过程，但它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减，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题不见得有效。面对AI的全方位冲击，更紧迫的或许是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考研考公的单维度筛选考察的仍然是记忆能力，走在这条路上的学生无论成败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叶晓阳告诉界面文化，应用AI和识别信息的能力，未来会是人类最核心的技能。信息过载时代的常识，需要靠自己的摸索来建立。
现在的学生群体高度同质化
界面文化：你的研究领域是教育经济学，这些年做了许多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工作，你是否遇到过质疑，比如你和张雪峰有什么区别？
叶晓阳：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和所有人相比，我最希望看到高考志愿咨询作为商业项目能够消失，绝大部分学生可以不花一分钱完成填报，而所有盈利性的从业者们，他们可能是最希望高考志愿辅导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永远存在下去，这是最根本性的差别。
如果结合这本书来谈，我背靠的是机制设计和匹配理论，我的目标不是解决学生的个体问题，而是优化高考志愿的填报制度，也就是优化这个市场。即便如此，我的团队也对很多学生进行了具体的帮扶，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需要收集证据，然后检验我的想法。高考制度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是不能一拍脑袋去改，一定要基于证据进行决策。在收集证据的同时还能帮助一些学生，这是很好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在一百个学生里我们只帮助五十个，这是否造成了另一种社会不平等？其实并不是这样，做研究有随机实验的要求，我们的资源也有限，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积累到证据，如果不这样做，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该如何改进制度。
第二，和绝大部分市场上的从业者相比，高考志愿填报是他们事业的全部，对我来说却只是研究工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十年，许多最困难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现在我更关心高中生如何选课、大学生毕业之后如何找到工作，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节点。
界面文化：高考似乎也不再是一劳永逸的选项，现在考上大学也很难直接找到好工作，还要面临升学和就业的高压，这意味着高考的重要性下降，还是匹配制度出了问题？
叶晓阳：高考仍然是改变命运最有效的方式，农村小孩想要离开家乡只有三条路可走：读书、参军、打工。在经济上行期，经商也许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此外没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大学生今天觉得改变阶层很难，但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更难，我们要做横向对比，时代红利当然不可否认，但是用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对比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如果聚焦大学内部，过去二十年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取向变成了普及教育，在高等教育的选拔性非常高时，市场的需求是大于供给的，只要有文凭就能找到好工作，所以有“六十分万岁”一说，但现在供需关系改变了，教育收益率是有抑制性的，就要进行相对的排名。你所说的危机反而让高考志愿更重要了，在文凭不直接对应好工作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合适自己的匹配。找到匹配自己兴趣和能力的专业领域，沿着这条路发展自己，然后享受这个市场给你的回报。
界面文化：多数人的志愿填报都是在半个月内集中完成的，这是否也导致了你所说的不匹配？
叶晓阳：在高考这个市场中，分数只是匹配的一个元素，就像排队中的优先级，其他元素至少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教育经济学中，高考成绩被称为教育生产函数，学习就是生产分数的过程，但它是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题不见得有效。反过来说，每天花一个小时了解外部世界也许会更好。很多学生哪怕在高考之后也没有做决策的能力，决策就是要分析信息、对比选项，然后把效用最大化，但是高考前我们通常不鼓励做题之外的任何其他事情。
今年我做所有讲座的开篇都会告诉学生，十分钟就能填完高考志愿，志愿填报本质上就是一个筛选数据的过程，现在每个省又提供了官方的数据，甚至不需要购买，问题反而在于学生没有稳定的兴趣和偏好。张雪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因为多数人没有生涯规划，面临紧迫的选择时恨不得有人告诉我一个选项，只要消除不确定性就好。
最近几年大家开始神化公务员也是同样的道理，市场化的企业在三年疫情期间都非常困难，相比之下公务员好像是旱涝保收的职业。大家经常忽视的是，职业选择也是一种匹配。一个人和一个岗位的匹配应该是多维度的，但考公是单维度的，背书做题考查的仍然是记忆能力，和高考没有本质区别，所以现在的学生群体是高度同质化的。
许多人的努力不够有效，只是坐在图书馆自我感动
界面文化：《匹配》中有一个概念叫“爆炸性邀约”，就是指无法获得充足信息的短时间决策，你认为高考是其中之一吗？
叶晓阳：这个概念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斟酌了很久，exploding offer有一种定时炸弹的意思，这个邀约是迅速失效的，它更像是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但是要求在极短时间内答复，保研和高考中的强基计划更符合这个概念。我见过保研院校要求学生在一小时内回复，超过一小时名额就会顺延给下一个人，这种爆炸性邀约就是市场解体的先兆，因为运转速度会越来越快，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权衡利弊，这就会造成大量的错配，速度竞争取代了质量竞争。学生即便当时接收了录取，日后也会觉得当时有更好的选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推免不诚信名单 图源：复旦管院官网
界面文化：保研作为一种爆炸性邀约，放弃某所学校的录取机会经常被当作失信行为，有时本科院校也会被拉入黑名单，市场设计的缺陷经常被置换为道德问题，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叶晓阳：道德绑架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逻辑，已经被录取的学生不会在意这份名单，来年的学生却要承担后果，解决方案只能是完善市场机制。举例而言，只有车票实名制才能杜绝黄牛，拉名单是没有用的。我认为各个高校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学生和学校各司其职，市场设计底层的经济学模型就是博弈论，双方的行为达到均衡才是理想状态。这也是我翻译这本书的原因，经济学理论中有很多运转良好的算法，但它们迟迟没能在中国落地，我希望有更多年轻读者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场景中，去填补市场的漏洞。
界面文化：国考报录比已经达到非常夸张的程度，你认为市场是否应该进行制度修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叶晓阳：最好的保障就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很多参加考试的人是需要被劝退的。网络上有个词叫“战术性备考”，备考这个行为具有某种伦理上的正当性，还可以堂而皇之地逃避进入劳动力市场，许多人的努力是不够有效的，很可能只是坐在图书馆自我感动。
界面文化：《匹配》一书中提到市场设计存在一个悖论，当交流成本变低、信息传播效率变高时，交流质量反而会下降。今天，互联网把我们的交流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获取和发出有效信息似乎都变得更难了，是否还存在较为有效的机制？
叶晓阳：这也是一个匹配问题，对市场设计者而言，提高信号成本是一个方式，对市场中的个体而言，则是要提高信号的可信度。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是推荐信，它在现有的保研和留学申请中恰恰是被滥用的。我在录取工作的桌子两边都坐过，如果导师提供的推荐信少于两页，就等同于断送了学生的录取机会，网上流传爱因斯坦的推荐信只有寥寥几行，但这是极少数的超级大佬，不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对学生而言，申请材料也需要经得起交叉验证，简历和推荐信应该互相匹配，共同塑造自己的形象：有些学生会做许多段RA（研究助理），最后的推荐信却没有找这位导师，这两项证据就是不匹配的；有些学生列出自己的研究经历，却不标注产出，这样的信号也不可信。我会要求学生建立自己的个人网站，把自己做田野的照片放在上面，这就是一个积极可信的信号，所有事情都要为了终极目标服务，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劳动。
另外一点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为什么AI能替代人？为什么大厂程序员在三十五岁面临裁员？因为AI能做人的事情，新一茬更年轻的程序员更会打代码，不可替代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新思想的能力。现在热门的考研考公都是高度同质化的事情，和创造性没有任何关系，也无法体现出差异性，没能被学院和体制吸纳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应用AI和识别信息的能力，未来会是人类最核心的技能。
[美]埃尔文·E·罗斯 著 叶晓阳、林依凝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5-10
获取可靠的信息来源，只看短视频一定是不够的
界面文化：网络上有声音说“电焊加雅思6.5，大于等于985”，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也一直是被嘲讽甚至攻击的对象，这反应了怎样的社会心态，为什么大家会有如此强的共鸣？
叶晓阳：这恐怕是永远存在的，八十年代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考上北大后家里也有人说“考北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去杀猪”。我经常开玩笑说每个人都应该学点统计学，理解了平均数、极值和代表性，就会知道一个数据点不能推断总体，从个案去反推自己是很荒谬的。通过某些成功人士学历低就判断读书没用，这是统计学的谬误，计算比率才是科学的做法。这些言论让大家很有共鸣感是正常的，它们通常很模糊，就像算命一样，每个人都能代入自己，而且媒体乐于突出反差性，隐去所有具体的细节，只保留最抓人眼球的部分，多数人可能缺少足够可信的信息来源。
界面文化：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下，一个来自山区的孩子能否在不接触张雪峰和叶晓阳的情况下，获得和大城市中产家庭同等质量的信息？
叶晓阳：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最核心的能力都是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现在的渠道是互联网，过去是资料室，或许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今年做线下讲座的时候教学生和家长十分钟填志愿，需要搜索一分一段表来算等位分。我调查了大家用了什么搜索工具，百分之八十用百度，百分之十五用小红书，不到百分之五的学生会用AI搜索。阶层分化会导致信息来源的差别，但这个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或许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无用信息，筛选就成为很重要的能力，我鼓励大家建立个人的数据库，获取可靠的信息来源。只看短视频一定是不够的，维基百科的质量比百度百科高得多，这些常识都要靠自己摸索出来。
界面文化：你觉得当下中国社会中有哪些成熟的市场值得学习？
叶晓阳：所谓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一定是满足这本书中的四个要素：市场有足够的厚度、能够克服拥堵、让人们敢于说出真话以及避免提前解体。垂直电商基本已经失灵了，三农电商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农民出镜直播，标准化、同质化的商品变成了匹配产品，人们会喜欢为人格化的故事付费。罗斯在书中提到美国人喜欢逛农贸市场，因为他们可以和种地的农民聊天，甚至指定包下某一棵树的苹果，平台的流量显然要比本地市场更大。
界面文化：这本书在十年前就曾经有一个中文版本，当时书名翻译为《共享经济》，从共享到匹配，是否代表着十年来不同的社会想象？
叶晓阳：这个观察很好，十年前《共享经济》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丛书主题就是如火如荼的平台经济，当时新的市场正在诞生，大家都充满憧憬，当然也有蹭热度的考虑。回到今天，我们或许觉得很少有新兴的市场出现，更像是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平台期，这时候大家就会更多考虑个体的选择。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给定的事实，读者通过读这本书来理解市场运转的机制，然后考虑如何优化自己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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