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东最新政策宣示，看香港五年规划、产业转型与资本市场的深层改革
2026年10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2026科技+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透露，特区政府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加快推进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这次讲话值得重视的不仅是政府提出了新的产业发展措施，更重要的是，香港开始尝试从过去以科研投入、科技园区建设和初创企业扶持为主的创科政策，转向更加重视产业形成、企业成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
孙东提出两项值得关注的量化目标：到2030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的比重力争达到3%，而制造业与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提高至5.5%。相比2024年的1.63%和3.8%，这意味着香港未来数年必须明显加快创新投入与产业发展。
但我认为，衡量香港新型工业化是否成功，不能只看科研经费增加了多少、兴建了多少科技园区、引进了多少科研机构，而应该回答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香港能否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再把这些企业培育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市公司——这才是香港创科政策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
一、从科研中心走向产业中心，香港需要改变发展逻辑
香港并不缺乏科研资源。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微电子等领域具备一定研究优势。然而，科研能力强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竞争力强。科研成果能否形成产品，产品能否进入市场，企业能否持续扩张，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此次政策最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明确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的创科发展体系。这意味着香港开始更加重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
但政策方向正确，不代表产业转型就会自然发生。香港必须正视自身土地成本、劳动力供给、产业链配套和市场规模的现实约束。香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深圳、苏州或东莞的大规模制造业模式。
香港的新型工业化应当是一种跨境产业组织模式：把香港的科研、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市场和专业服务优势，与大湾区的制造能力、工程技术和供应链体系结合起来。
▲跨境产业组织模式：香港的科研、金融与专业服务，对接大湾区的制造能力与供应链
真正重要的不是所有生产环节都必须留在香港，而是香港能否掌握技术、品牌、资本配置和全球市场等高附加值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增加值。
这也意味着，香港必须建立更加清晰的产业统计与价值归属机制。企业总部设在香港、工厂位于内地，并不代表其全部产值都能计入香港GDP。只有真正发生在香港的研发、管理、服务和其他增值活动，才能形成香港本地经济的实际贡献。
二、从科技园区到企业培育，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成长结果
香港正在形成河套香港园区、科学园和数码港三大创科园区，以及五大研发机构协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些平台有助于集中科研资源、吸引人才和促进技术转化。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科技产业的成功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园区建设。
硅谷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为拥有斯坦福大学和大量科研机构，更因为形成了由创业企业、风险资本、成熟企业、专业人才和资本市场共同组成的企业成长体系。
香港目前的政策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2026年《施政报告》披露，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支持超过130条智能生产线，带动接近17亿港元投资；新型工业加速计划支持的九个项目，涉及总投资超过40亿港元。
这些投入值得肯定，但未来还应增加另一组衡量标准：受扶持企业的收入、盈利、研发效率、国际市场份额和资本回报率究竟提高了多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已推出「新型工业菁英企业培育计划」，首批选出八家企业。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培育不应停留在资金资助或政策认定，而应建立长期、可量化的企业成长机制。
政府可以支持早期研发和公共技术平台，但企业最终必须接受市场检验。政策资源应更多流向那些能够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收入、利润和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三、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把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
香港发展新型工业化有一项其他内地城市难以完全复制的优势，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
科技产业成长需要长期资本。从实验室技术到商业化产品，再到规模化企业，往往需要经历多轮融资、产业整合和国际市场拓展。
香港既拥有国际金融市场，又具有连接内地产业和全球投资者的制度优势，完全有条件形成「科技研发-产业转化-企业培育-资本市场-产业再投资」的完整循环。
▲「科技研发—产业转化—企业培育—资本市场—产业再投资」的完整循环
过去香港资本市场改革主要聚焦于如何吸引更多新经济企业上市，包括同股不同权、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及特专科技公司上市等制度创新。这些改革扩大了香港市场服务创新企业的能力。
但下一阶段的重点应当从「吸引企业上市」进一步转向「支持上市企业成长」。
上市不是企业发展的终点，而应当成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成长的新起点。特别是香港大量中小上市公司，虽然部分企业面临估值偏低、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困难，但其中也有企业具备产业基础、管理能力、上市平台和跨境资源。如果能够通过产业升级、并购重组、科技赋能和资本运作，推动其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这些企业完全有机会成为香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参与者。
因此，香港不应只培育新的独角兽，也应当培育现有上市公司中的下一批行业龙头。这也是我们推动「百亿市值上市公司培育计划」的重要出发点：把企业成长、产业资源、专业教育和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建立长期的价值创造机制，而不是把市值增长简单理解为股价炒作。
四、北部都会区需要的不只是大学城，更是产业生态系统
此次政策另一个重要方向，是以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特区政府提出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布局大学城，并以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形成新的创新生态圈。
这一方向具有战略意义，但需要警惕一个问题：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协同创新。
北部都会区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形成完整的企业成长环境，包括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基金、试验生产、人才流动、跨境物流和市场应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命健康等产业中，算力、电力、数据和试验设施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生产要素。香港在规划北都时，应同步考虑能源供应、算力基础设施和跨境数据流通，而不是等到企业落地后才逐项解决。
▲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科学园与算力设施，并与深圳及大湾区形成产业分工
更重要的是，北部都会区应与深圳及大湾区其他城市建立明确的产业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
五、从政策投入转向市场回报，香港需要建立新的考核机制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创科目标，具有明确的政策引导作用，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必须加以区分。
研发开支占GDP达到3%，反映的是创新资源投入强度；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GDP达到5.5%，反映的是相关产业对本地经济的直接贡献。
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都不足以完整衡量创新政策的最终成效。真正应当关注的，是香港能否形成更多具有自主技术、持续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能否创造高质量就业、提高生产率并带动经济增长。
我建议，未来香港可以在既有政策指标之外，建立企业成长的长期评估体系，追踪受扶持企业五年内的营收增长、研发成果转化率、私人资本投入倍数、出口收入和资本回报。
同时，政府产业基金应当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运作，避免行政部门直接代替市场选择企业。对技术路线尚不明确的早期项目，可以适度承担试错风险；对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的企业，则应更加重视市场需求和资本使用效率。
政府需要有为，但市场必须有效。两者结合的关键，不是政府投入越多越好，而是有限公共资源能否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并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增长。
结语：香港创科的最终成绩单，应当写在企业成长之中
孙东局长此次讲话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香港创科发展正在由单纯重视科研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走向产业化、企业化和市场化。
这是值得肯定的政策方向，但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成败，最终不能仅由科技园区面积、科研投入金额或获得资助的企业数量来衡量。
未来五年，如果香港能够培育出一批从初创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从中小上市公司成长为百亿乃至千亿市值企业的产业龙头，并形成可持续的科技创新与资本循环，那么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才真正取得了具有经济意义的成果。
香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在于能让多少企业上市，更在于能帮助多少企业从小变大、从弱变强。香港新型工业化，同样应当以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作为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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