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苦干就会升职加薪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工薪阶层甘愿牺牲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以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等高额费用。这样的生活意识需要改变。”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的断言，如今正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的集体写照。从山姆、西贝到始祖鸟，这些被贴上“中产专属”标签的品牌兴衰，折射出一个模糊却关键的群体——中产，他们既是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也是当下最焦虑的“夹心层”。当“中产衰落”成为横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这场“大败局”的背后，藏着时代变迁与个体选择的复杂博弈。
一、被挤压的中产：从“扩张”到“萎缩”的全球趋势
“中产”是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划分标准不下上百种，需综合资产、收入、职业、教育等多重维度。欧美机构多将家庭收入处于全国中位数2/3到2倍之间的群体视为中产；我国学术研究则常以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50万元为界。若从职业看，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的“中产阶层四个集团”颇具代表性：传统干部与知识分子、科技金融领域“新中产”、效益企业职工、个体工商业者。
模糊的定义下，一个规律愈发清晰：经济上行期，自认为是中产的人远多于客观标准；下行期则反之。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时，人均GDP达5000美元便有60%日本人自认中产；80年代韩国经济上升期，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自认中产者骤降至40%，即便客观统计仍有60%。
无论标准如何，全球中产都有着相似的画像：他们借时代红利实现阶层跨越，教育水平高、收入光鲜，活跃于高线城市；却也脆弱不堪——背负房贷车贷、直面裁员降薪风险，时刻担忧自己或子女失去中产身份。而近年的全球数据，更印证了他们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年收入5.3万至16.1万美元的中产家庭，与低收入者一样对经济悲观，餐饮、零售等行业CEO普遍反映中产客户愈发拮据；富者与中低收入者的信心差距已达七年来最大值。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中产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从1980年代的65%降至2024年的54%，且内部差距拉大：顶端10%中产收入是底层10%的3.2倍，二十年前仅为2.4倍。
“中产衰落”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过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从1971年的61%降至2023年的51%；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陷入“M型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持续萎缩。经合组织2019年报告《在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层》直言，多数成员国中产萎缩，核心原因是年轻一代更难进入该阶层——经济增长低迷、大城市房价高企、职场技能要求提升，共同筑起了阶层壁垒。即便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压力与变幻的职场环境，也让不少中产处于“脆弱状态”。
二、中产焦虑的根源：经济、资产与阶层流动的三重困境
中产的不稳定，首先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变迁深度绑定。一个国家能提供多少“中产报酬级”工作，直接决定中产规模。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崛起让蓝领也能过上安逸的中产生活，《阿甘正传》所描绘的“人人皆可追美国梦”，正是这一时代的缩影。但70年代后，欧洲、日韩制造业崛起冲击美国经济，资本逐利性驱使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低成本国家，同时压低员工福利、打压工会，导致汽车、钢铁等行业百万高薪岗位消失，制造业就业占比从35%峰值降至9%左右。
90年代信息时代来临，白领开始遭遇裁员——要么被新技术替代，要么被低成本地区劳动力取代。即便新技术创造新岗位，也因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流向海外，形成“二元劳工市场”：“好工作”集中于金融、科技、律师等领域，“坏工作”以“非标准工人”为主，无技能积累、无稳定福利，两者间难以逾越。欧洲、日韩的产业转移也带来类似冲击，中产岗位持续流失。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强调，需通过职业教育让蓝领升级为技师、高级技师，打通“蓝领中产”通道，避免中产路径单一化。但现实是，多数国家仍陷入“好工作稀缺、坏工作泛滥”的困境，阶层流动逐渐停滞。
其次，中产的“安全感资产”极易波动。中产渴望通过房产、股票等资本增值实现财务自由，却屡屡陷入投资陷阱。房地产市场衰落、散户股市受挫，让这些“安全资产”沦为风险源；教育投资也面临“学历贬值”，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更值得警惕的是，资产金融化削弱了中产抗风险能力。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在《不平等社会》中指出，历史上战争与危机常降低财富差距，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让富人更富，中产却遭受重创——资产波动的代价，最终多由中产承担。
三、意识改革：跳出“中产消费陷阱”的自我突围
除外部因素，中产自身的“消费陷阱”加剧了焦虑。韩国学者具海根在《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中描述了一种矛盾现象：居住99平方米以上房屋、收入超全国平均90%、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不少人自认“不属于中产”。其根源在于，普通中产将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视为“标配”，陷入盲目模仿的循环。
这种模仿体现在方方面面：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买不起正品便买仿冒品，以此作为阶层区隔的手段；在有机食品、健身、美容等“炫耀性消费”上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对“居住隔离”的执念——韩国汉江以南地区因集中精英教育资源与高端消费场所，成为中产的“身份图腾”，即便房价飙升也执意追逐；最甚者是教育焦虑，即便经济不稳定，仍为子女支付高昂私教费用，卷入“不被落下”的地位竞争。
这些现象并非韩国独有，而是全球中产的通病。网上流传的“中产返贫六件套”——鸡娃、高额房贷、投资、创业、担保、大病，除疾病外均与个体选择相关。许多人被“中产标配”绑架，将精致包装的网络内容当作生活模板，把钱花在非必要之处，最终加剧了财务与精神压力。
对此，大前研一提出的“中产阶级意识改革”尤为关键：抛弃“埋头苦干就能升职加薪”的旧思维，重新检视支出与投资，管理生活形态。中产的稳定，既需要国家改善宏观环境——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也需要个体打破消费迷思，回归理性生活。
结语：在不确定时代寻找确定的生活
全球中产的“大败局”，本质上是时代转型期的阵痛。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迭代、财富分配失衡，共同将中产推向挤压与焦虑的漩涡。但这并非无解之局：国家层面需构建更包容的产业体系与社会保障网，为阶层流动创造空间；个体层面则需跳出消费主义陷阱，重新定义“中产价值”——不再以物质标签衡量成功，而是追求收入稳定、精神富足、抗风险能力强的生活状态。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中产阶层的壮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伪中产”的光鲜表象，转而夯实真实的生活底气，这场“大败局”或许能成为“新起点”——让中产不再是脆弱的“夹心层”，而是充满韧性的“中坚层”，在不确定的时代中，走出属于自己的稳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