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同行的朗道以及后方的死党布朗斯坦（Matvei Bronstein）[1]，没人知道伽莫夫和妻子这次度假的真正意图。
1933年8月，他们从列宁格勒出发，乘火车北上，到达了基比尼（Khibiny）的“科学家之家”——这是体现政府对科学工作者特殊关怀而设立的疗养基地。在莫斯科的郊区、列宁格勒附近的彼得宫城和皇村疗养院，乃至边陲的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都有这样的机构[2]。
基比尼是一个小村庄，位于科拉半岛的北极圈内。趁着极昼，他们一边徒步，一边考察地形，有次沿着河流溯源而上还差点迷路，从手表看，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基比尼待了一周后，朗道往南打道回府，而伽莫夫夫妇则坐火车北上，到了位于科拉湾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不作停留，他们换上了摩托艇，继续往北驶去，一直开到了北冰洋峡湾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海洋生物观测站。他给考察站的人员做了一场有关极光理论的讲座，这与他物理学家的身份相符。一个月前，伽莫夫就写信给这里的生物学家，希望造访。
当然，夫妇二人清楚，无论是度假还是访问，都是在掩人耳目——此地离挪威边境已然很近，如果他们能侥幸借到（或偷到）一艘平日用于采集生物样本的摩托艇，就可以穿越边境，逃出生天了。
二
身长1米94，高挑如竹竿的伽莫夫顶着一头金发，硕大的脑袋里藏满了鬼主意。这次从北极驾驶摩托艇的偷渡，只是他冒出来的几个“越狱”计划中较为靠谱的一个。
在上一年（即1932年）圣诞节，他们也去了趟基比尼“度假”，本打算雇个爱斯基摩人，就像圣诞老人那样，驾着驯鹿雪橇，载着他们逃到芬兰，后来了解到车夫为了赏钱都会向边防告密——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假戏真做”地度了个假。
还有一次，也是1932年，七月份，他们俩从克里米亚划船，带着煮鸡蛋、巧克力以及两瓶白兰地，企图横渡黑海至土耳其，不巧启程次日就遭遇了风暴。他们没有葬身鱼腹，而是在海上漂了三天后，被浪打到了一处不知名的沙滩。他们被几名鞑靼渔民救了，送往了医院，休养两天后“遣送”回了出发前的疗养院。他们对众人谎称是试水时“被夜风吹离”，尽管心理打鼓有多少人信他们的鬼话。
但凡有合法的途径出国，谁还愿意冒这样的危险？伽莫夫自有他难言的苦衷。
他会永远记得若干年前的那个夏天，1928年的6月10日——在朋友们的欢送下，伽莫夫登上了一艘蒸汽船，离开列宁格勒，开启了他的欧洲访学之旅。[3]除了中间有两次夏天短暂回国外，他在德国的哥廷根、丹麦的哥本哈根、英国的剑桥等地，度过了美好且成果丰硕的三年。1931年夏末，他回国续护照，想着办妥后就继续出国参加数月后在德国、意大利举办的两场会议。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小事一桩”，不会出什么岔子。是啊，过去的几年，不都还可以顺利出国吗？
1929年，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列夫·朗道（左）与乔治·伽莫夫（右）骑着摩托车，中间载着的尼尔斯·玻尔的儿子（中）。|图源：伽莫夫自传
在等护照下来的空档，伽莫夫乘船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至卡马河，再溯这条巨大的东部支流逆流而上，直抵乌拉尔山脉西麓。在望见乌拉尔山的前一日，他给敬爱的玻尔[4]写了一封信，在描绘完卡马河两岸的荒蛮景色后，他许诺自己绝不会耽误拿护照，除非不幸被当地的熊群当早餐吃掉。[5]
然而，等到了约定日期，他去莫斯科拿护照时，却被告知仍在审批中。有传言说，近一年来，护照不好办了。在一次次的询问中，他错过了九月中旬德国的会议。接着，错过了十月在罗马的会议——那是首届核物理大会，他是唯一被邀请的苏联参会者。一直到第二年，护照还是没影儿，他继续错过了赴密歇根大学暑期讲学的机会。
三
几十年过后，科学史家维纳（Charles Wiener）向伽莫夫问起这段经历。[6]
维纳：“这次会议（罗马会议）是只有收到邀请才能参加的吗？”
伽莫夫：“是的。意大利皇家科学院核物理会议，罗马（Reale Accademia d'Italia,Convegno di fisica nucleare,Roma），由马可尼（Marconi）[7]组织。这些是与会成员，这位是马可尼，这是玻尔、阿斯顿（Aston）和埃利斯（C.D.Ellis），博特（Bothe）、布莱克特（Blackett）还有……”
维纳：“密立根（Millikan）。”
伽莫夫：“……莫特（Mott）[8]。本来应该由我在这里做主要报告，但论文是别人替我宣读的，题为《核结构的量子理论》，因为他们不让我去，你明白吧。内容主要涉及伽马射线和能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未能成功的尝试，直到延森（Jensen）和玛丽亚·迈耶（Maria Mayer）接手后才取得突破。你可能完全没见过这份资料？”
维纳：“没，我从未见过这版《会议录》。”
伽莫夫：“这些都是原始签名。还有这张明信片，是从罗马寄给我的，当时他们发现我来不了了。这真是一批相当珍贵的签名收藏。”
因无法参加1931年10月的首届国际核物理大会（罗马），与会者给伽莫夫发了一张明信片以表慰问。|图源：伽莫夫自传
维纳：“莫特和玻尔、吉多·贝克（Guido Beck）、索末菲（Sommerfeld）、理查森（O.W.Richardson）、居里夫人（Madame Curie）、A.H.康普顿（A.H.Compton）、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萨姆·古德斯米特（Sam Goudsmit）、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R.H.福勒（R.H.Fowler）、布鲁诺·罗西（Bruno Rossi）、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佛朗哥·拉塞蒂（Franco Rasetti）、汉斯·盖格（Hans Geiger）、有一个我认不出来——泡利（Pauli）、费米（Fermi）……”
伽莫夫：“一些人肯定是意大利人，你不见得知道。”
维纳：“詹-卡洛·维克（Gian-Carlo Wick）。”
伽莫夫：“哦，维克，是的。”
维纳：“C·D·埃利斯、阿斯顿、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博特、科尔比诺（Corbino）。有个名字看起来像是用俄语写的。布里渊（Brillouin）也在。”
伽莫夫：“哦，俄语？那是瓦塔金（Wataghin）[9]，那个曾在白军对抗布尔什维克，之后离开了的俄国人。他是都灵（Turino）的教授。”
维纳：“换句话说，没有来自俄国的人参加那次会议？”
伽莫夫：“没有其他人受到邀请。”
维纳：“我明白了。这，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委。您收到了个人邀请，是这样吗？没有通过政府渠道？”
伽莫夫：“嗯，你知道，我收到了邀请——我在哥本哈根收到了马可尼的信——邀请我参加这次大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是我第二次待在哥本哈根期间……”
伽莫夫讲起了他回国的原因，他的护照到期了。他起初的苏联护照只允许他在英国待一年，之后为了去哥本哈根工作，玻尔与苏联大使馆沟通，为他把护照延期了半年，照此他需在1931年暮春回国。可马可尼的邀请信里说的明白，这个罗马的会是在这年的十月。他想，不如在哥本哈根多待两三个月，然后去罗马参会，完了再回国。打着这个如意算盘，伽莫夫去了苏联大使馆，希望把护照延期三个月。
几周后，大使告诉他，莫斯科方面希望他先回国一趟，“你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他们想见见你，确认一切安好”。临了，大使还说，“你最好回去，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伽莫夫虽有不甘，也只得先回国一趟。谁知道，这一回去就出不来了。
维纳问：“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政策上有意识的、渐进的，还是突然的转变？”
“不，显然是非常急剧、非常急剧的转变。”伽莫夫说——
“你看，这是个辩证的问题。在（上次）我从哥本哈根回来之后，我必须拿到护照才能去英国——哇哦，一个俄国小伙子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去和卢瑟福（Rutherford）[10]工作，多棒啊！[11]现在完全是另一种姿态了。（苏联开始把科学划分为）资本主义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它们相互赛跑，就像太空竞赛这类的说法，人们不应该友好往来，应该继续保持敌对，诸如此类。官方——不，不是官方——我不太记得我是听谁说的了：我想是那位编辑，某个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人，我想他是国家出版社（Gosizdat）的编辑，就是出版这本书俄译本的那家出版社。”
维纳：“您1931年的那本书？[12]就是。”
伽莫夫：“我想是他发现的。所以情况是这样的，大会举行的同一年，是黑格尔诞辰或逝世100周年。黑格尔是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后来被恩格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13]等人继承。而在德国——当时是纳粹德国，在柏林科学院（Berliner Akademie）或某个地方有一个盛大的黑格尔纪念活动，而苏联没有被邀请。他们邀请了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但没有邀请苏联科学院的人。因为德国科学院，因为希特勒没有邀请俄国人去庆祝黑格尔的生日，他们就决定不让我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参加这个大会。”[14]
……
维纳：“这次拒绝发护照是否让您清楚地意识到，就您的职业生涯而言，情况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伽莫夫：“哦，是的。嗯，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开始批判遗传学并逮捕了瓦维洛夫（Vavilov）[15]。”
四
不发护照，被限制出境，让伽莫夫真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寒意。这种急转而下的变化，就如同秋风才驱散夏夜的炎热，第二天一早树叶就全掉光了，来不及从箱底里把棉衣拿出来的人们，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对局势判断如此的迟钝，伽莫夫一定后悔死了。
早在五年前的1926年，斯大林与布哈林[16]联手击败了托洛茨基[17]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18]的残余势力；两年后，斯大林又击败了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这些政治圈层的斗争，作为“象牙塔”中的学者，漠不关心可以，可对于近些年发生在知识分子圈层的那些“异象”，总该有所留意吧——
难道他不知道，就在他第一次出国那年，在沙赫蒂市进行的那场公开审判？55名沙皇时期留下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被指控成立“反革命破坏组织”，“故意损坏设备、生产怠工、与国外势力勾结，意图颠覆苏联经济”。11人因此丧命？[19]
好吧，就说这事发生在工业界，与学术界有些距离，难道发生在科学院的事情，他也一点都不关心吗？克林姆林宫制定的科学院新章程，可以开除“其活动明显损害苏联利益”的成员；院士人数从四十五名增加到七十名；还有1929年初的那次选举，明明那三名学术上不合格、而党钟意的候选人已经落选，还要“打破常规”再选一次，硬是把他们塞进去院士的队伍？
好吧，也许灾难落不到自己头上总是感不到痛的；或者，他那个时候正是“春风得意”，即便听说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也会被物理学中发生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激动人心的进展轻易盖掉吧，毕竟——年纪轻轻的他，已经被称作是核物理学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了。[20]
如今可好，被限制出境的这两年，自己这个“开拓者”反倒成了“局外人”了。在他滞留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中子发现了，正电子发现了，氢的同位素氘发现了，他熟悉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考克饶夫（John Cockcroft）和瓦尔顿（Ernest Walton），第一次由质子加速器实现了核的裂变！[21]
维纳死死咬住，他必须要问问这位核物理的开拓者，如何看待与这些后续发现有关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您当时（按：伽莫夫1929年初为期一个月的剑桥之行）有机会见到其他人吗？当然，阿斯顿参加了那次讨论，但考克饶夫呢？他当时已经在做一项明显受到您论文影响的工作。”
伽莫夫：“嗯，我想……您知道，我不太记得那次访问具体见到了谁，因为那是在二月份，之后我九月份又去了英国，待了一年。我是在那之前还是之后见到考克饶夫的，真的记不清了。”
维纳不舍得就此放弃：“我去年在考克饶夫去世前与他谈过，后来在英国又见了他一次。我记得他说记得您那次短期访问，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当时大家非常兴奋，因为您的工作确实影响了他的研究。那么，我猜正是因为那次短期访问，您为日后重返英国奠定了基础？”
伽莫夫：“是的。您知道，卢瑟福当时让我计算质子穿透的概率。我告诉他质子需要多少能量——我们当时只计算了指数（级数），直到电荷减半，所需能量应该是这个值。结果发现，一兆电子伏就足以实现相同的穿透效果。”
……
维纳：“……您也谈到了狄拉克[22]，我想知道当年大家对狄拉克的工作、尤其是空穴理论，普遍的反应是……”维纳继续问。
伽莫夫：“是关于反粒子吗？”
维纳：“对。”
伽莫夫：“嗯，事情是这样的。那是1929年，我当时正坐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麦克斯韦图书馆里。狄拉克走进来，他想告诉我些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刚刚提出了一个关于质子——也就是反粒子——的理论。但你知道，他当时相信他可以让狄拉克空穴变得更重，重1836倍，这样它们就能成为质子。他告诉我他正在尝试看看是否……嗯，当时还不太清楚，但他对此非常热衷，并向我解释了他的质子理论。然后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玻尔，而玻尔非常反对这个想法。接着玻尔——不知为何他总是喜欢用大象打比方——玻尔提出了一个在非洲抓大象的方法；就是说，先找到一个大象饮水的地方，然后——这些都是未发表的——立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狄拉克关于反粒子的论文的主要思想。大象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会走过来读牌子，然后震惊地呆立当场，这就给猎人提供了时间从树后跑出来捆住它的腿。这就是玻尔所说的抓大象的方法。”
伽莫夫继续说：“而与此同时，泡利[23]那时就计算过，如果质子是这样的一个空穴，那么在氢原子中，电子就会跳进这个空穴里。他当时根据公式正确计算了电子对的湮灭。所以氢原子存在的时间将不会超过10的负多少次方秒，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的‘第二泡利原理’：每当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一个理论时，这个理论会立刻适用于他本人。而当狄拉克思考这个想法时，按照他的理论，他的质子（将会是）所有的氢原子，而其他原子也会立刻湮灭。当时反对的声音相当强烈。”
维纳：“与此同时，大约在那个时期，奥本海默[24]发表文章，证明了这不可能是质子，不是吗？”
伽莫夫：“我不记得了。”
维纳：“奥本海默有一篇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论文。”
伽莫夫：“嗯，狄拉克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他确信他能证明这些粒子、这些空穴，比缺失的电子要重。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维纳：“我想奥本海默所做的是证明那（指质子是空穴）不可能是对的。但你的意思是，不仅这个想法当时没有被认真对待，而且还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你暗示甚至还有嘲笑。”
伽莫夫：“哦，是的。确实如此，直到安德森[25]发现了正电子。”
维纳：“嗯，你还记得当时你在哪里吗？正电子被发现时你在列宁格勒。那是1932年。那么你已经回去了？”
伽莫夫：“是的。我当时在列宁格勒，是的。”
“关于正电子的发现，你还记得什么吗？”维纳直接问，不给对方回旋的余地。
伽莫夫：“不记得了。我显然只是在《自然》杂志上读到了这个消息。”
“你看，如果人们当初没有认真对待狄拉克的理论，那么当正电子被发现时，他们不会自动地将其与狄拉克的理论联系起来。如果他们当初认真对待了，那么他们就会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你当时对发现正电子有何反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也许这对你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维纳在垂死挣扎。
“我不记得了。可能我当时正忙着担心苏联俄国哪段边界最容易穿越呢。那时我在俄国没怎么做物理学研究。”伽莫夫说着，想起来一件相关的事——
“有趣的是，卡皮察（Kapitza）[26]后来给我看过——那是在我出去之后、在他回俄国之前见到他时——因为正电子是在我在俄国期间被发现的，所以我第一次能见到卡皮察是在1934年。他给我看了所谓的‘卡皮察俱乐部’（Kapitza Club）[27]的记录本，其实就是研讨会的记录，附有照片等等。其中有一篇是俄国物理学家斯科别利岑（Skobelzyn）做的报告，照片就贴在上面。斯科别利岑[28]有一张看起来像这样的照片（纸张沙沙作响，展示某物）。这是云室的活塞，磁场是这样的，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的理论认为这是一个被反射的宇宙射线电子，那次会议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想知道电子怎么可能被精确地反向反射。就是那张照片。”
维纳：“那些记录本都被拍成微缩胶片了。卡皮察俱乐部的所有记录本都有微缩胶片，所以我会去查看这个。你还记得你和卡皮察讨论时，这件事被记录在册是多久以前吗？”
伽莫夫：“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在正电子被发现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卡皮察要把它拿给我看。”
“好的。听起来很棒。”维纳感叹道。
伽莫夫：“但那确实是一张非常漂亮的电子对照片。”
五
滞留在苏联的伽莫夫不得不考虑在国内工作。他一共担任了五个职位，领着五份薪水，因为只有这样才够生活。他是母校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也是其下属的物理研究所的成员；他在镭研究所工作并住在那里，这是他名义上正式的工作单位。此外，他还在科学院的物理数学研究所工作；还在约费研究所（Joffe Institute）担任顾问。伽莫夫向维纳描述起当时的情形——
“大量时间都花在领薪水上了——那时没有支票系统——每两周我们就得去五个不同的地方，在出纳窗口排队领薪水。或者我记得是每周一次？对，每周一次，在五个不同的地方领五份薪水。”
“那您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呢？这有可能兼顾吗？”维纳惊讶地问道。
“我闲着，无事可做。我一直在想办法离开俄国。我那段时间到处旅行，去了克里米亚（Crimea）和摩尔曼斯克之类的地方，就是想方设法要出去。”
尾声
回到本文开头1933年伽莫夫与妻子企图偷渡的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没有成功。当时伽莫夫夫妇从摩尔曼斯克附近的海洋站乘摩托艇试图前往挪威，却发现苏联海军正在峡湾入口处建立潜艇基地，考察站即将关闭。他们再次受挫，只得返回列宁格勒。
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在回家数日后，伽莫夫就奇迹般地收到教育人民委员会来信，通知他被苏联政府选派参加当年（1933年）十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索尔维核物理会议。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白纸黑字的公函要求我必须提前数日赴莫斯科领取护照、签证和火车票。”伽莫夫在自传中写道：“这引发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挣扎。我始终不愿背弃祖国，只要还被允许出国交流并接触世界科学，就一定会归来。”
然而，1933年十月中旬，伽莫夫夫妇乘火车离开苏联经赫尔辛基远赴西方，再未归来。
注释以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