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家李亚栋近日关于“整体降低高考难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难度”的表态，再度将高考减负话题推向舆论焦点。不少家长对这一呼吁充满期待，将其视为缓解孩子学业压力的“救命稻草”。然而，若将减负希望单纯寄托于降低考试难度，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幻想——高考改革的核心矛盾，从来不是难度高低，而是评价方式的单一与僵化。
在很多家长的认知里，学生学业负担重的根源在于中高考“太难”，甚至用“学的是一粒沙，考的是撒哈拉”来形容日常教学与考试的脱节，认为校外培训班的泛滥正是为了弥补学校教学与考试难度的落差。但这种归因忽略了高考的本质属性：我国高校录取实行的是“名次评价”机制，而非“分数评价”机制。录取结果取决于考生在全省（市）的排名，而非绝对分数的高低。即便高考难度降低，考生整体分数普遍上涨，名次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会减弱——考分高了，能进入的高校层级未必改变，反而可能因分数区分度下降，倒逼考生陷入更疯狂的“题海战术”，用重复训练来争夺毫厘之间的排名优势。
从现实来看，高考降低难度的空间本身也十分有限。尽管每年高考后总有自媒体炒作“考题难哭考生”，但从各地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分段表可见，满分750分的试卷中，70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并不罕见。若进一步降低难度，必然导致高分段考生“扎堆”，分数的区分功能被严重削弱。届时，备考阶段的“刷题内卷”只会愈演愈烈——既然题目简单，比拼的就是“零失误”的熟练度，学生反而要在重复训练中消耗更多精力。有专家曾提出“提高考题难度及区分度以遏制题海战术”，但这同样不切实际：只要高考的“选拔考”性质不变，考生和培训机构就会针对性地研发应试对策，难度提升只会让负担以另一种形式转移，而非真正减轻。
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推动高考从“选拔”转向“评价”，打破“唯分数、唯名次”的单一录取逻辑。当前高考录取的核心问题在于，大学将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排序依据，考生则陷入“志愿博弈”的焦虑中。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需根据自身名次和高校往年录取数据“精准下注”，但由于录取分数受报考热度、舆论环境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时常出现985高校录取位次“过山车”的现象。更关键的是，考生即便填报多个志愿，最终也只能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若对录取结果不满意，要么放弃报到复读，要么被迫接受——这也是近年来“录取后弃学”现象增多的重要原因。
构建“评价型”录取体系，可从渐进式改革入手。例如，在强基计划与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基础上，调整申请与录取流程：高考成绩公布后，由高校自主划定申请分数线，达到要求的考生可同时向多所高校提出申请；高校结合高考成绩、中学学业表现、校测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最终可在多张通知书中，根据学校办学质量、专业匹配度、奖学金政策等自主选择确认。这种模式既保留了高考成绩的基础筛选作用，又拓展了评价维度，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
舆论或许会担忧，多元评价可能引入主观因素，影响录取公平。但这不应成为改革停滞的理由：一方面，强基计划等试点已积累了多元评价的经验，只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就能有效遏制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学生选择权的提升将倒逼高校提升评价公信力——只有公平、科学的评价体系，才能吸引优秀学生报考，从而推动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
高考减负的本质，不是降低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而是让评价体系更贴合教育的初衷——解放人，而非筛选人。当评价方式从“单一排名”转向“多元赋能”，学生才能从题海战术中解脱，专注于真正的能力成长；高校也能摆脱“唯分数论”的束缚，选拔出更符合自身办学定位的人才。这条改革之路或许漫长，但唯有向“评价重构”发力，才能真正实现高考减负与人才选拔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