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日取号破1200桌，排队6小时吃不上？寿司郎爆火背后的生存困局

“中午取到1200多号，可店里才叫到121号。”生活在嘉兴的张艳，为了吃一顿寿司郎，年初七上午10点驱车1.5小时抵达杭州，直等到晚7点才入座点餐。尽管要面对如此漫长的等待，但并未成为人们“放弃”它的理由。这样的火爆场景，在北京、上海的寿司郎门店同样上演——自去年底上海门店开业后，即便当地日料店遍地、竞争白热化，寿司郎仍曾创下排队14小时的纪录。

杭州湖滨一家寿司郎门店外，等位队伍常年在等候区爆满，不时有人张望电子叫号屏，满脸焦灼。社交平台上，“周周见郎”“叠盘炫战绩”的话题持续刷屏，黄牛代排、抢号的乱象也随之滋生。一家回转寿司品牌，为何能让年轻人争相奔赴？记者走进寿司郎门店，实地探访这场餐饮狂欢背后的真相。

记者实探：10元厚切三文鱼吸客，消费者叠盘炫“战绩”成潮流

2月23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的午间，杭州湖滨银泰inn77D区的寿司郎门店外，电子叫号屏上的数字格外醒目：当前叫号121号，取号机仍在不断吐出新的单号。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峰期时段单日取号量已突破1200桌，不少食客需等待6小时以上才能入座。

社交平台更将这份火爆推向极致。“周周见郎”成为年轻人之间的流行语，食客们争相晒出层层堆叠的空盘、夸张的排队号，甚至衍生出“叠盘挑战”“鹅肝打卡”等话题。热度之下，黄牛也嗅到商机，通过换装、多设备同时抢号的方式囤积餐号，以30至60元的价格倒卖，即便门店采取过号作废、现场身份核验等措施，也难以完全遏制这类乱象。

走进杭州湖滨银泰寿司郎门店，记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极致的“效率感”，与门外漫长的等待形成鲜明反差。不同于传统回转寿司的环形传送带，这里的“寿司新干线”沿着轨道飞速运转，食客通过桌面显示屏即可完成点餐，寿司会带着专属餐盘，精准“弹射”至对应餐桌，全程耗时不超过一两分钟。

店内空间被最大化利用，服务员穿梭在餐桌之间，10元厚切三文鱼、12元甜点、18元茉莉香柠茶霸王杯，是店内当之无愧的爆款，几乎桌桌必点。食客们默契地将空盘层层堆叠，拍照打卡成为就餐的“标配流程”，“叠盘挑战”更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暗号。

用餐结束的张艳和丈夫，将所有空盘整齐叠起，高度已然超过了人身，两个人足足吃了27盘。“已经吃撑了，因为排队太难了，想尝的都想点份试试。”张艳笑着调侃，坦言其实也知道吃不完，但排了这么久的队，不炫一下“战绩”总觉得亏了。

不少消费者也表达了相似的想法，有年轻食客表示：“寿司郎价格不算贵，晒餐盘高度就成了大家都能实现的‘新年游戏’，既有趣，又能在社交平台分享，何乐而不为？”正在用餐的杭州白领何先生则表示，以前吃一顿日料自助要三四百元每人，现在寿司郎十几块就能吃到一份不错的寿司，口感不比高端日料差，性价比很高。

但记者留意到，这份看似平价的体验，实则客单价并不低。随机询问10位用餐食客后发现，人均消费普遍在100至200元，远超普通餐饮快餐的价格区间。也就是说，用量贩式的菜品供应，消费者实际结账金额，能赶上一顿普通火锅的花费。即便如此，受访食客普遍表示，对比高端日料人均三四百元的消费，寿司郎“轻奢平价、可高频消费”，偶尔吃一次完全无压力。

并非首次入华：回转寿司为何能在中国爆火？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源自大阪的回转寿司品牌，并非第一次进军中国市场。早在2012年，寿司郎就曾与上海本土企业合资，试图在华东地区开设200家门店，最终却因“水土不服”、未能精准贴合中国消费者需求，草草收场。

直到2021年，寿司郎卷土重来，再战中国大陆市场——从广州首店出发，沿华南、西南、华中、华北逐步布局，最终迂回重返上海。这一次，它精准踩中了中国消费市场的“中间地带”，一举打破此前的僵局。截至2月24日，寿司郎官方平台显示，在中国已开出75家门店，此外还有部分门店正在装修中，即将正式开业，扩张势头迅猛。

寿司郎的爆火，离不开对当下餐饮市场趋势的精准把握。记者了解到，中国餐饮市场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态势：一端是主打预制菜、靠加盟模式快速扩张的平价餐饮，虽主打“便宜、快捷”，却常被消费者诟病口感不佳、缺乏就餐体验感；另一端是强调手工现制、主打高端体验的高价日料，动辄人均三四百元甚至上千元，虽有品质保障，却难以成为普通人的日常消费选择。

业内人士分析，寿司郎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它恰好填补了中端日料的市场空白，成为“两头不沾”的例外——既有平价餐饮的便捷与实惠，又有高端日料的品质与仪式感，完美契合了当下年轻人“平价体面”的消费需求。

除了巧妙避开了预制菜的舆论争议，社交传播也成为其爆火的关键推手，而工业化与科技赋能，则为这份火爆提供了坚实支撑。据其母公司财报披露，完成“寿司新干线”模式改革后，寿司郎的食材损耗率从业内平均的10%～15%降至接近0%，单位出餐速度提升40%，人工成本和销售费用率也低于松屋、鸟贵族等同类平价快餐连锁店。强大的降本增效能力，让寿司郎在“低价爆款引流、平价感知消费”的模式下，依旧能保持可观的利润，为其持续扩张和热度维持提供了保障。

爆火之下隐忧重重：寿司郎仍面临多重生存考验

全民追捧的火爆背后，寿司郎的发展并非毫无阻碍，反而暗藏着诸多难以忽视的隐忧。记者在多城实地探访中发现，寿司郎的门店运营能力，早已跟不上客流量的爆发式增长，应急管理的短板频频暴露，消耗着消费者的耐心与好感。

以杭州为例，尽管寿司郎只接受现场纸质取号，发现黄牛行为立即取消号源并报警，但黄牛仍盘踞在通往寿司郎的电梯口，手里拿着不少靠前的号。对消费者而言，要么买号尽快吃上，要么甘愿等待数小时。对于已排队数小时的消费者而言，这样的体验大打折扣，不少人当场放弃就餐，直言“再也不会来排队了”。

相较于运营短板，更需担忧的隐患，在于消费者对品牌缺乏粘性——排队的热情，大多建立在“新鲜感”之上，而非对口味、服务的认可。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余位排队食客，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就餐原因是“想尝尝新品”“有促销活动”，而非本身偏爱吃寿司。

“去寿司郎能吃到没尝过的寿司，是一种新鲜感。”张艳吃完后向记者表示，店内甜品口感偏甜，不太符合年轻人低糖饮食的需求，“除非有想尝试的新品，不然至少这半年都不会再去了。”这种“新鲜感依赖”，让寿司郎陷入了“不停上新、不停促销”的被动循环：一旦上新乏力、爆款不再，消费者的热情便会快速消退。近期，由于8元鹅肝未能实现全国回归，寿司郎官方账号的每条帖子下，都充斥着消费者的不满评论，不少人直言“不吃寿司郎了，要去选择滨寿司和元气寿司”，态度的转变直白而迅速。

与此同时，平价寿司赛道的同质化竞争愈发激烈。定位与寿司郎高度相似的滨寿司，同样推出8元低价系列，部分菜品价格甚至更低，在代金券的加持下，客单价更具竞争力，随时准备分流寿司郎的客群；除此之外，元气寿司等同类品牌也在加速布局，进一步挤压寿司郎的市场空间。

对于寿司郎的隐忧，行业专家也给出了精准剖析。知名战略定位专家、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表示，寿司郎的爆火，是工业化效率、社交传播与消费趋势三重红利叠加的结果，但网红餐饮的通病，它一个也没有避开。

“排队时长超一两个小时，很容易引发消费者耐心耗尽、就餐体验打折，尤其高频客群，可能会因为过高的时间成本放弃复购；其次，低价与成本的矛盾始终存在，若未来食材成本上涨或供应链不稳定，寿司郎将面临‘涨价流失客群、不涨价压缩利润’的两难；最关键的是，网红热度终会消退，若缺乏核心体验支撑，很可能陷入‘排队降温、客流下滑’的困境。”詹军豪进一步补充道。

他认为，当前消费者多因新鲜感复购，这对寿司郎的上新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高频率上新需要持续投入研发成本，若新品口感、性价比不及预期，反而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而频繁促销，也可能让消费者形成“非促销不消费”的习惯，长期下来会压缩品牌的利润空间，甚至损害品牌口碑。

此外，寿司郎的高速拓店计划，也进一步加剧了其运营压力。据报道，其母公司已立下“2035财年在中国开店500家”的军令状，这一目标，约等于萨莉亚花费23年才在中国打下的江山。快速扩张之下，门店的服务质量、品控水平能否保持一致，应急能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都是摆在寿司郎面前的重要考验。

分析人士认为，寿司郎的爆火，用社交玩法捕捉了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精准填补了中端日料的市场空白，让“平价体面”的消费需求得以落地。但排队6小时的狂热，终究难以长期持续。新鲜感褪去，同类竞品持续发力，寿司郎能否从“网红排队王”变成“长期实力派”，不取决于队伍有多长，而取决于产品、体验与价值，能否真正配得上年轻人的等待。这场由流量催生的餐饮狂欢，最终能走多远，仍有待时间检验。

去年最出圈的脱口秀演员，决定“退出”？

他自认是被脱口秀选中的人，理由很简单。“我看的时候就喜欢，讲的时候也喜欢，然后就一直做。”

2025年10月5日，是脱口秀演员张骏的生日，他坐在纽约中央公园拍了一支Vlog。阳光很好，他身后草坪上有很多人。他刚搬到纽约继续学习，找到了房子，安置好了新家具，他说：“想要在这个公园坐一坐，因为今天的阳光非常好，此时此刻，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草地上面，就是我想要的。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困难。”

就在几个月以前，他还在国内参加《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第二季，因为对“破碎男”的犀利点评，以及“父权制是一种核弹，它炸了以后，每个人体内都有辐射”这段话引起的讨论，再次破圈。

张骏第一个比较出圈的段子，是2021年参加《脱口秀大会》时，他提到家人对他读博士的期待，那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圣母大学念博一。之后他选择放弃学业，专心做脱口秀，但前两年参加脱口秀综艺并没有让他完全出圈。

他参加完2025年的脱口秀综艺，留下了被许多人讨论并记住的段子。在热度还没有完全减退之时，他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念应用分析研究生。兜兜转转，他好像又回到了学术的轨道。

2025年9月，张骏去往美国继续求学的前夕，我们与他约了专访。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开学，那几天张骏因为出国手续的原因还留在国内。采访他的那天，因为有时差，他需要早上六点起来上网课，之后还有一个媒体活动。他拎着行李来到我们约定好的采访地后，迅速地用完了午餐。（图/小红书@张骏）

如果从现象级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算起，脱口秀综艺走红已经七年，张骏不算新人。2025年的段子出圈之后，他被更多人看到了。

关于为什么要做脱口秀、为什么会对它感兴趣，张骏的回答很直接、简单。“我看的时候就喜欢，讲的时候也喜欢，然后就一直做。”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跑开放麦，对于当时的他而言，做脱口秀是一件没有正反馈，也没有结果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会坐一个小时地铁去表演。“它吸引了我，然后我被选中了。”

他没有办法拒绝站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述自己创作出来的内容，他很享受那些时刻带给他的新鲜感与刺激感。

这些年，脱口秀和表演脱口秀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也体现在表演者的心态上。

我们与张骏聊了聊：怎样才算一个好的脱口秀段子？什么样的段子能火？脱口秀的吸引力具体是怎样的？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社交媒体又是怎样影响了演员？

事实上，告别节目之后的张骏更多地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到美国之后，他会发一些Vlog，他的Vlog有丰富的细节，有漂亮的节奏，当然还有一种让人无法具体描述的情绪——如果硬要说的话，是一种淡淡的喜感，但包裹着某种严肃。

就像他在近期的一条“期末Vlog”里说的：“在哪个城市生活都会变得无聊，然后我尽量地让它好笑、好玩一点，但它归根结底就是无聊，它会一直无聊下去。我其实很难去做一个Vlog博主，它要求我把生活过得和别人不一样。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我的生活和别人一样，一模一样。”

以下是《新周刊》与他的对谈。

看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看手机

《新周刊》：回到大概八年前，你第一次站上脱口秀舞台。看到台下的观众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会紧张吗？

张骏：其实到现在我每次上台都很紧张，因为这种紧张是好的。我不想演那种老生常谈的内容——那种我上台前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的演出。我最近在看一部叫《绝望写手》的剧集。女主角已经六七十岁了，她演了一辈子脱口秀，然后因为一些契机，她需要重新写一个新的专场，重新去路上开始巡演。她之前一直在拉斯维加斯的固定酒店的固定剧场里演脱口秀，她说巡演这件事情让她感觉很兴奋。我也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稳当的演出，因为那样没有什么刺激。

《新周刊》：你写作脱口秀的周期是多长呢？

张骏：我的段子从第一句话开始写到完成，一年多是个合理的周期，两年有点太长了。比如“学历崇拜”那个段子，从开始写，到完成就只花了30分钟，但是后来我一直在围绕核心的梗做一些文章，最后又捋到了一个“知识不耐受”的段子上。所以这个段子的完成花了一年多。我写段子就是这样，它会一直在我脑子里面酝酿，说不定哪一天，我写的时候，它就突然蹦出来了。所以这要求我每天都要看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看手机。（图/微博@张骏coolhorse）

《新周刊》：修改稿子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流程？

张骏：就像海浪一样——覆盖过去，然后回来，之后它会在礁石上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删掉，然后重新写，再删掉，再重新写，最后，内容就出来了——它会被打磨成我想要的模样。

《新周刊》：不写稿、不工作的时候，你会处于一种接收信息的状态吗？

张骏：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世界。不然，我们只能写一些观察，比如互联网的观察——别人怎么看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对此进行观察，做互联网观察员。但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比如说五六十岁的人来听我的脱口秀，他们不上网，或者上的网和我上的网不一样，他们可能就听不懂。但我不希望他们听不懂，我希望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听懂，都能开心。

《新周刊》：你有点排斥刷手机，但是我以为你是一个会高强度上网刷热点的人。

张骏：我如果没事的话，会用碎片化时间来刷手机，在不同的平台之间切换。但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寻找什么，可能只是在寻找下一个刺激我多巴胺分泌的点。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到最后已经筋疲力尽了。手机把我的脑子全部都搅散成一团糨糊，所以我要尽量避免玩手机。我现在都不坐高铁了，坐飞机，因为飞机上没有网络（可以不用手机）——在飞机上我只能删照片。

“你好笑，然后你出名”

《新周刊》：开始做脱口秀之后，你有经过特别严格的训练吗？

张骏：我们没有人经过任何训练。我觉得2021年或者2020年之前，没有人知道（脱口秀）在干什么。如果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好笑的脱口秀演员，那就说明你属于纯天赋型，完全是跟着自己主观走的。这个行业在早期并没有任何系统性的书——只有小部分外国的相关著作。我们更多是上台后，你好笑，然后你出名，非常简单且粗暴——你说话的节奏，你说话的语气，你对世界的观察要好笑。

《新周刊》：在做节目的过程中，讲脱口秀的快乐有被消磨掉吗？

张骏：没有，我很喜欢这件事，它很自由。没人管我，我也不想有人管我。

《新周刊》：所以你一个人在对接所有的事务？

张骏：之前是，现在会有人帮我处理一部分。如果你问我现在是不是特别自由，简单来说，我现在其实可以不干任何事情，如果我不想干的话，可以先不干。

《新周刊》：但是你还是选择去念书了。

张骏：对，所以我不是真正地自由。我是真的挺想去外面看看的。最近我在找房，所以我需要把纽约的地图都看一遍，然后标记（可能在）哪个地方租房子。我已经开始想象在那里的生活，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去查过这个信息，再加上房价——纽约确实房价很高，租金也很贵。但是到底有多贵，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所以它一直在我脑子里有种很虚无的恐怖。我的意思是，真的去落实这些东西之后，它们就算真的很恐怖，那也是一种很具体的恐怖。

“所有的讨论，都是因为我切中了一些东西”

《新周刊》：会不会害怕别人给你贴标签？

张骏：以前很害怕，但现在不害怕。以前，假如你贴的标签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就会很开心；但如果你给我贴了我不喜欢的标签，我就会很难受。只是这样我就把自己开心和难受的全部权利都交给别人了——这等于把评判标准给了别人。后来有一天我觉得：你对我的认知只是你的想法，你对我的评价不会告诉我“我是谁”，但会告诉我“你是谁”。

《新周刊》：“破碎男”等段子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你是怎么看这些讨论的？

张骏：我想所有的讨论，都是因为我切中了一些东西。你可能也会觉得我很自恋，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精准地切中了一些东西。因为如果它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言论，大家都不会理；但是如果这个言论真的切中了一些东西，就会开始大流行。所以我从来不看那些评论。

《新周刊》：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

张骏：回到线下。线下的观众会治愈我。脚踏实地地去把每场演出的每个细节都弄好，人就会开始充盈起来，别人就会给我正面反馈。如果我们做的工作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正面反馈的话，可能这个工作会很“危险”。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个很好的夜晚。我让他们很开心，他们也让我很开心，这是件双向的事情。我想了解这些观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人就是一些数字，是商家、平台后台报的那些数字——几万、几十万，但是这些数字背后的人，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观众到底是怎样构成的，到底在想什么。我想去了解他们。他们到底是谁？那些给我点赞的人到底是谁？后来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有一个50多岁离婚的阿姨来看我，有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看我，也有一些中年男士一个人来看我的演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还挺神奇的。他们不一定关注过我，但他们会在我演出的时候去看，所以我对他们很好奇——我觉得人要保持对他人的好奇心。（图/微博@张骏coolhorse）

《新周刊》：现在的脱口秀和前几年相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是怎样理解这种变化的？

张骏：你可以把现在的脱口秀节目理解为一种“竞选”。观众会用笑声投票，我们为某一个群体发声，然后就会获得这个群体的选票。但是它又有很微妙的地方，我们不能纯发声，因为纯发声就失去了好笑这一部分，但大家的要求是要好笑，至少要有一点好笑。节目是节目，脱口秀是脱口秀，和前几年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讲什么东西能火，什么东西安全且流量大。我觉得很多演员在知道这些东西的前提下，还能踏踏实实创作，是挺好的。（图/微博@张骏coolhorse）

《新周刊》：你和脱口秀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骏：我是被（脱口秀）选中的人。之前我经常跑开放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任何结果的事情，当时也不挣钱，可我就是会坐一个小时地铁去干这件事。中间有一阵子我没有做脱口秀，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吸引我，它在对的时间点，把我吸引到了对的地方。（图/小红书@张骏）

《新周刊》：最后，你对纽约的生活有什么期待？

张骏：我期待纽约能够给我很多灵感，让我有不一样的世界观，然后我可以见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也希望我可以在那里找到内心的平静。

作者：盛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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