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时代，许多人都在担心世界原有的运行逻辑是否会被改变。这或许是一种无谓的担心，因为逻辑本身是稳定的，并不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失真或转移。或者说，逻辑一直在那里，会被改变的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人。尤其是在逻辑普遍缺失的土地上，许多人对哲学和逻辑的理解早已变成一句极端的“凡事都要两面看”“凡事有好有不好”。他们在生活中不断使用这种“正确的废话”，只是为了否定那些自己不同意的东西，相反，面对他们赞同的，就会说“凡事都应该如何如何”。

“文科无用”“基础学科无用”正是这种无逻辑的产物，因为没有逻辑，因为无法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人们普遍忽视那些不能“马上见效”的东西，却不知道基础学科才是文明前行的关键。

马兆远的《世界的逻辑》一书中写道：数学家为什么能够在“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且这种共识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被推翻？因为数学的逻辑推理是抽象的，它打破了文化、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科学领域通用的语言。这意味着数学结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不受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影响。一旦某个数学命题被证明为真，就会被视为绝对真理，直到新的数学领域发展出来，才有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修正或扩展。

正因为这种稳健的逻辑，数学成为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在物理、工程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数学提供了描述和预测现象的精确方法。数学的稳定性和普适性是它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关键特点，也是数学理论能够历经时间考验而仍然被认为正确的根本原因。而数学的这种特点，源于其包含的古典逻辑。正是逻辑的稳定性，让人类能沉淀出相对确定的知识。

书中写道，逻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古典逻辑，二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现代逻辑。

古典逻辑起源于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所在的时代得以总结归纳，为人类系统化地理解世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并形成相应的观念提供了思维工具。它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西方伪史论”盛行，各种毫无逻辑、稍有智识就可戳穿的荒诞推断大行其道，这些人无非是取悦于权力的导向而已。

马兆远在《世界的逻辑》中这样描述古希腊文明的可贵：当我们认真审视古希腊时会发现，我们在中学阶段学习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几何、代数等，以及大部分物理学知识，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为人知晓，并且被写进了著作和教材。当我们谈论地球时，已经默认它是球形的，中国古人说“天圆地方”。那么地球是如何被发现是球形的？人们又是如何证明它是球形的？古希腊人首先观察到金星在不同日子里的明暗变化，并因此推论金星在反射太阳光，因为距离的远近差异，导致它在地球上看起来明暗不同。他们推测月亮也在反射太阳光。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就会挡住太阳光，因此月亮的盈亏是地球的影子造成的。而只有球形物体的影子才能总是圆的，因此他们推断地球肯定是球形的。古希腊人甚至测量了地球的直径，测量结果与实际误差不超过10%。

奥地利哲学家、古典学者特奥多尔·贡珀茨（Theodor Gomperz）在《希腊思想家》中说：“我们几乎全部的智力教育都源于希腊人。要想从他们势不可当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彻底认识这些渊源。”古希腊的确是个特殊的存在。古希腊文明不仅塑造了古罗马，而且在罗马文明的框架内孕育了基督教。基督教是为数不多建立在逻辑规则之上的宗教之一，它对逻辑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与其他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使得知识能够稳定地积累和传承。在没有逻辑体系的古代文明中，知识很难有稳定的沉淀。这样的古代文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遇到瓶颈。随着文明人口的增长，不同的观点和想法难以达成共识，旧的知识被遗忘又被重复发现，导致知识无法稳定积累。

古希腊人发展出的逻辑学让知识得以沉淀和积累。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相对正确的知识被筛选出来并得以积累，为文明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在古希腊文明之后大约又过了2000年，科学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爆发，这与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学精神，即严格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深入理解和技术的快速进步。

相比之下，更为复杂和“突变”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的现代逻辑。马兆远写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哥德尔提出不完备定理，图灵建立‘图灵机理论’，这些成果开拓了现代逻辑的发展方向，开始引入新的符号系统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逻辑学的领域，并在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新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之后的逻辑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分支，也很难再以‘逻辑学’这个名词来予以概括。它成为人们认知的基本工具和思维方式。”

逻辑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规则，以确保不同个体能够通过一致的推理过程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它的效力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主观意识。“人的观点可能会随时间变化，甚至随着个体的消逝而无法持续，而逻辑具有超越个人观点和时代限制的稳定性，因此在多样化的观点和不同时间阶段之间，都可以沉淀出相对稳定和客观的知识。”

书中举了物理学中布朗运动的例子，来呈现人类在知识上的境遇。布朗运动指的是粒子无规律、随机的运动模式，有时也被形容为“醉汉行走”。马兆远解释道：“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走路时东倒西歪，虽然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行走，但他与出发点的距离并没有显著增加。在人类的思维和知识的积累过程中，一旦缺乏逻辑的系统性支撑，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尽管从长远来看，知识在不断积累，新知识不断被发现，但旧知识也会被遗忘。人在学习新知识与遗忘旧知识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这可能导致整体人类社群的知识总量增长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呈现饱和趋势，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知识总量也不再有显著的增加。”

古希腊的情况则有不同，“其影响力不仅延续到中世纪，还影响了现代欧洲，这要归因于他们对逻辑的重视。与随机获得知识不同，古希腊人通过逻辑推理和严谨的方法逐步从无到有地构建知识体系。他们的知识的增长速度最初可能与醉汉行走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筛选和精炼知识，逐渐提炼出了一套相对正确的知识体系。”

当然，这种“早慧”也使得文明长期处于变化极小的恒定状态。不仅仅西方如此，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如此。即使那些延绵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没落，它们与后来者在社会运行上的差别都不太大。考古研究发现，这些古代文明晚期的人类生活水平与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相当。比如古埃及人在金字塔建造时期的人均热量摄取已经与后者达到同一水平，包括肉类、蔬菜、面包以及啤酒的消费量；古埃及人的人均寿命、医疗和手术水平也与工业革命前的人类普遍状况类似。

知识的定向积累和筛选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但是一旦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达到某个临界点，它们就会开始相互连接，并逐渐形成更复杂、更高级的知识网络。这种知识网络的联结会引发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即“知识大爆炸”。知识大爆炸不仅标志着人类文明迎来了重大转折点，也标志着知识的快速积累，更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人类的知识大爆炸，始于文艺复兴的到来，欧洲科学逐渐发展，并在17世纪爆发，延续至今。正如马兆远所说，“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理性探索和实证方法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古希腊的学者们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扬，在工业文明的辅助下，最终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世界的逻辑》中所总结，就是“长期的定向积累，再加上科学方法的助推，知识的增长便会以惊人的速度爆发。”

有一个许多知识人都曾叹息过的问题：逻辑如此重要，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并未普遍重视教授逻辑学呢？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教授逻辑学，但90年代后，逻辑学慢慢退出基础教育，结果导致人们普遍逻辑训练不足，常常混淆辩证法与逻辑就是典型例子。逻辑学的退出有很多原因，说起来没那么复杂，无非是对逻辑的“警惕”，因为一个人有逻辑，确实不容易受骗。

对逻辑的警惕和抗拒，与中国传统哲学堪称“绝配”。中国古代哲学重概念、轻逻辑，因为没有明确定义，导致讨论总会沦为诡辩和抬杠。直到今天，中国线上线下的交流，仍然会沦为各种抬杠，就是因为太多事情没有定义，前段时间的预制菜就是如此。人们普遍只管态度，不论事实；只问动机，不论是非；只问亲疏，不论道理。立场、动机论和情绪是某些人应对一切事件的法宝。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无效纷争，无数人愚昧了一辈子。相比之下，正如马兆远所说：“理性给了我们掌控世界的力量”。

当然，科学也有局限性，20世纪初的数学家哥德尔用“不完备定理”证明：任何自洽的数学系统，都必然存在无法在系统内部被证明的命题，任何有限的可描述体系都是有缺陷的。

在马兆远看来，这个定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证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数学，也包括社会的各种层面。他在书中以投票为例：“投票这件事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否找到了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投票方式呢？事实是，无论怎么做，我们的选举规则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无法避免哥德尔不完备定理。1951年，数学家肯尼斯·阿罗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在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大框架下，这意味着，人们通过有限的规则，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民意的、自由的、公平的、无独裁的选举方法的。”

马兆远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彻底认识到，非理性的那部分，才是真正根深蒂固存在于世界的。因为“理性的部分将来计算机都可以做，效率会越来越高，但非理性的部分，是人类无法交给机器的。”这一点，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