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法律学者罗翔撰文谈及“吸毒入刑”时表示，该规定有其合理性，但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核心仍是阐释现代法治中“罪犯亦有人权”的基本逻辑。没想到这一看似专业的法学表达，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曾经在美国留学的网络博主“牢A”公开反驳，否定罗翔所强调的法律层面平等生命权，直言“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重要”。

令人意外的是，“牢A”的言论在评论区收获了大量拥护，甚至一度盖过理性讨论的声音。这场争议的诡异之处在于：作为深耕法律普及、常年传递法治理念的学者，罗翔的观点本是现代法治的底线共识，却被贴上“为恶魔辩护”“脱离现实”的标签；而“牢A”看似直白、甚至略显偏激的道德宣言，却精准击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

这场“反常识”的舆论对抗，绝非简单的“法学家与普通人的分歧”，背后折射出的是中文互联网语境下，大众对法治、道德与生存焦虑的复杂交织。当人们厌倦了法学家温吞的说教，厌倦了那套似乎总在“偏袒坏人”的“程序正义”，罗翔的争议，本质上是现代法治理念与大众朴素道德直觉、生存焦虑的正面碰撞。今天，我们从这场舆论风暴切入，拆解争议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一、好人面具下的生存焦虑：争议的情绪底色

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语境中，“好人”早已不只是一种道德自我评价，更成为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存策略。我们身处一个竞争激烈、容错率极低的环境，道德判断常常泛化为公共舆论，进而直接冲击社会奖惩体系——一次微小的失误、一句不当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因此，做一个循规蹈矩、无可指摘的“好人”，成为很多人维持生活稳定的唯一抓手。这种生存状态，让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紧绷的防御姿态：必须反复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安全的”，绝非危险的“坏人”。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权利”被大众潜意识地视为一种稀有资源，而非每个人生而有之的基础配置。

罗翔说“罪犯也是人，也有生命权”，本质上是在阐述现代法治的核心底线——权利先于行为存在，它是生而为人的底线，与个人的善恶、行为的对错无关。但在被生存焦虑裹挟的人听来，这句话不仅是道理上的冒犯，更是对其生存逻辑的否定：如果连十恶不赦的“坏人”都能分走一份“权利”，那么自己辛辛苦苦维持的“好人”身份、积累的道德资本，是否就变得一文不值？

这正是争议的核心情绪点，也是“牢A”能够精准捕捉并利用的关键。他用一套简单粗暴的叙事，将“法律资格（Entitlement）”与“社会价值（Merit）”混为一谈——在他的话语体系里，承认罪犯的生命权，就等于承认其生命价值与好人平等；关注罪犯的权利，就是对好人的侮辱。这种概念偷换，精准击中了大众的焦虑：我做了一辈子好人，凭什么“坏人”还能和我拥有一样的权利？

二、被抹去的关键区分：法理与道德的错位对抗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法理逻辑与大众道德直觉的错位，而民粹主义叙事则故意抹去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分，将复杂的法治问题简化为“好人vs坏人”的阵营对立。

从法理层面来说，承认罪犯拥有生命权、人格权，绝不意味着认可其行为的道德价值，更不代表将其与“好人”的道德价值画上等号。这就像一个连环杀人犯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拥有呼吸空气、享受阳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生而为人的底线配置，是一种“资格”，而非对其道德品质的认可。我们承认罪犯的生命权，只是在坚守法治的底线，而非歌颂其恶行。

但在“牢A”们的民粹主义叙事中，这种区分被彻底抹去。世界不再是权利、道德、经济交织的复杂整体，而是被简单划分为“好人阵营”与“坏人阵营”；基础权利与道德评价被混为一谈，因此，对罪犯权利的哪怕一丝关注，都被解读为对好人阵营的背叛与侮辱。“我就要和你谈道德，不谈法律”，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只要站在道德的高点，就可以无视法治底线；只要认定对方是“坏人”，就可以剥夺其一切权利。

这种看似解气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极其危险的逻辑：当权利成为“好人”的专属奖赏，而非每个人的底线配置时，“好人”的定义权就变得至关重要——谁来定义“好人”？是舆论？是少数强者？还是某种主流叙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好人”与“坏人”的标签从来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替换的社会便利贴。在互联网语境下，定义权极其任性：今天你是被追捧的“好人”，明天可能因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一个微小的失误，就被打入“坏人”的行列。“牢A”甚至将所有女性留学生和陪读妈妈都归为“失足者”，这种极端的阵营划分，恰恰暴露了其叙事的荒谬——当“好人”的标准变得狭隘而极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剥夺权利的“坏人”。

三、法治的本质：抵抗道德直觉，守护每个人的底线

很多人为“牢A”叫好，本质上是在拥抱一种“快意恩仇”的道德审判，却忽略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相：法律的存在，往往不是为了顺从我们的道德直觉，而是为了抵抗它。

当我们高喊“杀人偿命”“坏人不配拥有权利”时，被唤醒的是人类基因深处最原始的复仇本能——这种本能痛快、直接，充满血性的快感，但文明的进步，恰恰在于对这种本能的反思与约束。为什么我们必须咬着牙，去捍卫“坏人与好人拥有平等生命权”这一看似荒谬的命题？答案，藏在对未知的恐惧与对自身的清醒认知中。

哲学家罗尔斯在“无知之幕”思想实验中，给出了最理性的答案：当我们设计社会规则时，如果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英雄还是罪犯，是富豪还是乞丐，是审判者还是被误判的嫌疑人——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给那个处境最糟糕的人，留下一条底线。

我们之所以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永远的好人”，往往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我们没有成为罪犯，或许是因为拥有较好的出身、教育和机遇，或许是因为运气好，没有在绝望的时刻走错那一步，没有遭遇无法抗拒的诱惑，没有被生活逼到绝境。试想，如果我们因为一时失误、一场意外，沦为被舆论批判的“坏人”，我们是否还会坚持“坏人不配拥有权利”？

保护“坏人”的权利，本质上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给那个可能犯错、可能遭遇不幸、可能被误解的自己，买的一份终身保险。现代平等的核心，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守法与体面，我们的“好人”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运气”——出身的运气、机遇的运气、时代的运气。既然一个穷人值得福利兜底，而不是被斥责为“无能”；一个失足者值得被救赎，而不是被彻底抛弃，那么一个罪犯，也理应拥有作为人的底线权利。

除此之外，坚持权利平等，更是驯服公权力“利维坦”的唯一锁链。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警示过：国家机器拥有相对于个人压倒性的暴力潜能，如果我们允许法律根据对象的“好坏”来动态调整力度——对“好人”温情脉脉，对“坏人”雷霆万钧且不讲程序——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公权力一种极其危险的自由裁量权。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当公权力可以随意定义“好人”与“坏人”，随意剥夺“坏人”的权利时，最终受到伤害的，只会是每一个普通的普通人。

四、怀念古典德性：一场不切实际的刻舟求剑

在这场争议中，很多人痛骂现代法律“没人味儿”，忍不住怀念传说中“善恶有报、爱憎分明”的古典时代——他们认为，古典时代的法律与道德合一，才是真正的“正义”。但这种怀念，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误解，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刻舟求剑。

古典时代的法律确实与道德深度绑定，但那个时代的核心逻辑，并非“善恶有报”，而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翻开《唐律》，“八议”制度赫然在目：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大德之士犯了法，不能直接审判，要先“议”其身份地位，最后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道德与法律的调和”，本质上是法律与“君子”身份的调和——如果你是认证的“君子”，你的善举会成为你被网开一面的理由；但如果你是底层的“小人”，法律对你来说，就是纯粹的刑具。

古典社会是“身份社会”，法律本质上是“身份法”，它将人分为不同的道德等级，再为不同等级匹配不同的法律待遇。所谓的“以德定刑”，背后掩盖的是极端的身份不平等——豪族子弟可以凭借“道德高尚”的标签逃避惩罚，而底层百姓则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遭受重罚。那些被我们怀念的“古典正义”，从来都不是为普通人准备的。

更重要的是，古典时代的“善恶共识”，建立在宗族社会的基础上——在熟人社会里，大家对“好人”的标准有共识（忠君爱国、孝顺父母），有宗族长老作为权威裁判，能够快速判定善恶。但在2026年的今天，这种共识早已彻底粉碎：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眼中的“好人”，可能是产业工人眼中的“疯子”；一个保守派眼中的“好人”，可能是进步主义者眼中的“老顽固”。

当我们对“什么是好”都无法达成一致时，如果法律继续坚持“奖励好人、惩罚坏人”，它就不再是正义的化身，而会沦为一部分人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暴力工具。现代法律之所以退化成庸俗但必要的“交通规则”——红灯亮了，无论你是医生还是罪犯，都要停车——不是因为它“没人味儿”，而是因为它必须保持中立，对每个人的道德品质保持“盲目”，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

这种“中立”，正是现代法治的智慧。它不再教人“如何成圣”，只负责规定“如何不可”；它不提供快意恩仇的爽剧，只守护每个人的底线权利。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最务实的现实主义——在价值多元、人人孤独的陌生人社会里，平等与中立，是我们能够和平共处、实现大规模协作的唯一公约数。

五、“好人”的建构：一场基于运气的自我感动

这场争议中，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关键点：“好人”与“坏人”的标签，本身就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并非天生的、绝对的。米歇尔·福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刑法体系和道德话语，往往聚焦于底层社会的非法行为，却系统性地忽略或轻视精英阶层的掠夺。

这种选择性聚焦，构建了一种危险的幻觉：让公众误以为“罪恶”是底层人、边缘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专属属性，而那些坐在写字楼里的“正常人”，天生就站在道德高地上。我们追捧“好人”、贬低“坏人”，本质上是在强化一种阶层偏见——我们将自己的“守法”“体面”，归功于自己的“道德高尚”，却忽略了背后的“道德运气”。

统计学早已证明，社会经济地位与犯罪率高度相关：一个出生在暴力横行、缺乏关爱、生存艰难的底层家庭的孩子，大概率难以成长为温良恭俭让的“好人”；而一个出生在优渥家庭、接受良好教育、拥有充足机遇的孩子，自然更容易成为“守法公民”。一个酒驾司机撞死孕妇，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另一个酒驾司机侥幸到家，可能只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侥幸时刻”——两者的道德差异，往往只在于“结果”，而非“本心”。

所谓“好人”，往往只是恰好顺应了当下社会的规则、恰好处于权力安全区的幸运儿。昨日被追捧的“精英白领”，今日可能被贴上“资本帮凶”的标签；今天被歌颂的“善举”，明天可能被解读为“作秀”。当我们剥离掉社会规则的建构性，剥离掉“道德运气”的加持，每个人的“好人”身份，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坚硬。

那些高喊“坏人不配有人权”的人，本质上是在逃避一个残酷的真相：好人与坏人之间，从来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与“坏人”的距离，可能只是一次失业、一场重病、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一次轻率的决定，甚至一场社会思潮的巨变。

六、结语：平庸的法治，才是普通人的庇护所

回到这场争议的起点，很多人会问：难道通过严惩坏人来保护好人，有错吗？答案是：严惩坏人本身没有错，但错在将“严惩”等同于“剥夺一切权利”，错在将道德直觉凌驾于法治底线之上，错在忽略了“好人与坏人”的模糊性与流动性。

民粹主义最强大的伪装，就是以“弱者保护神”“好人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许诺一个干脆利落、善恶有报的正义世界。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那些口口声声为了“好人”而磨制的刀，最终往往会指向无辜的普通人。当我们接受“只有好人配拥有权利”，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只有完美的好人，才配拥有正义”——一旦受害者不够“清白”、不够“完美”，就会被开除出“好人”阵营，丧失被保护的资格。

罗翔的争议，本质上是现代法治理念与大众朴素情绪的碰撞。他所坚守的，不是“为恶魔辩护”，而是法治的底线；他所传递的，不是“高大上”的理想主义，而是最平庸、最务实的正义——这种正义不许诺道德天国，不提供快意恩仇的爽感，甚至常常让人感到窝囊和憋屈，但正是这种平庸的正义，构成了每个普通人最坚实的庇护所。

我们之所以要守护罪犯的生命权，不是因为罪犯值得，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被误解、被标签化、被视为坏人”的人；我们之所以要坚守法治底线，不是因为它“有人味儿”，而是因为它是唯一能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底线。

这场“反常识”的舆论事件，与其说是罗翔的争议，不如说是一次社会性的反思：在价值多元、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或许，答案就藏在罗翔一直坚守的那句话里——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更是逻辑；法治的本质，是约束权力、守护权利，是让每个人，无论善恶，都能拥有生而为人的底线尊严。